正文 一四七 司马光、吕公著回朝执政

(88106 www.88106.info)    司马光回到洛阳后不几天，诏书到了，是以资政殿学士知陈州。司马光倒还没什么，只是仍在独乐园中逗留，并不急着去陈州赴任。儿子司马康有点不解，甚至有点丧气。“太皇太后差人问劳问政的，原来也不过去陈州作知州？”

    司马光虽置身在洛阳，汴梁发生的事并非不知。太皇太后听取他的意见，下诏百官言朝政阙失，所出的榜文却大非自己所想。本欲广开言路――发动朝野大谈朝局的不是，大谈新法的不是，却被当朝执政轻而易举的阻塞了。太府少卿宋彭所说在京不可不置三衙管军臣僚，水部员外郎王鄂建议太学增＜春秋＞博士，朝廷以所言非其本职，各罚铜三十斤。原本所要作的誉论准备不能如初意，作为下一步举措的铺垫也没有到位。司马光随即上疏，说“陛下临政之初，而二臣首以言事获罪，臣恐中外闻之，忠臣解体，直士挫气，太平之功尚未可期也！”

    太皇太后颇以司马光之言为是，这份疏文上去，没过得几天，中使前来谕旨，要司马光赴京入见。

    司马光这才又一次从洛阳前来汴梁。这一次司马光走得从从容容，路上与儿子司马康指点沿途景色，竟是言笑晏晏。他已经知道太皇太后何以施政，也知道太皇太后惟他之言是听，他已胸有成竹，该向王安石开创的新法奋起一击了。

    走到半路，太皇太后又差中使问劳，其实是促驾。从洛阳到汴梁，司马光在路上竟遇到五位中使，都说是奉太皇太后懿旨，前来向司马大人问劳。真是所谓“问劳中使陆绎不绝，相望于途”了。遇到第三位中使时，带来消息说，王珪已死，由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知枢密院事韩缜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门下侍郎章惇知枢密院，他司马光则以资政殿学士为门下侍郎。司马光听了，微微而笑，不置可否。中使向司马光道贺，司马光逊言辞谢，脸上依然是一副不温不火、中正平和的样子。他是喜、怒不形于色，连儿子司马康也不知他的真实想法。但父亲身膺执政，司马康却是抑制不住的高兴。与上两次不同的是，司马光已要司马康在汴梁置房，打算长住了。

    因为第五位中使说，太皇太后要司马光一到汴梁便即入见，司马光一进顺天门便直奔宣德门，而宣德门内，早有内侍恭候，引领着司马光直趋内东门小殿。

    在内东门小殿的中间偏后部位，一道绣帘下垂着，太皇太后端坐于帘内，帘外只能影影绰绰的看到一个轮廓。这次小皇帝赵煦并未立于帘外，那是百官朝见或前殿议政的格式，现在这是内殿问政，是太皇太后与司马光一次私密的谈话，小皇帝赵煦可免陪座之苦，只有内侍省押班梁惟简侍立在帘前。

    司马光向太皇太后躬身行礼请安，太皇太后说道：“先帝曾言，满朝文武能寄腹心者，卿与吕公著两人而已。先帝升遐未久，此言犹在。学士旅途辛苦，未及歇息便急召入宫，顾问朝政，实乃有所付托，学士当体老身之意。”

    司马光说道：“臣自鄙陋，有辱宠眷。为天下元元故，太皇太后若有所命，臣尝不敢惜身，何以言劳？”

    太皇太后说道：“老身已降诏百官以求直言，请学士看过，此诏有何不妥？”接着吩咐梁惟简，“把求言诏书给司马大人看过。”

    梁惟简进帘内从太皇太后手中接过诏书，再出帘外交给司马光。司马光躬身接过。司马光看过后说道：“诏书始末之言，固已尽善，中间设六事防之，凡言者皆入六事矣！群臣有所褒贬，则谓之阴有所怀；本职之外微有干涉，则谓之犯非其分；陈国家安危大计，则谓之扇摇机事之重；或与朝旨暗合，则谓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不便当改，则谓之观望朝廷之意；言民间愁苦可悯，则谓之眩惑流俗之情。如此，则天下事无复可言者矣！是以诏书始于求谏而终于拒谏也。乞删去中间六节，使人尽所怀，不忧黜罚，则中外之事，远近之情，何由不知？”

    司马光所言“中间设六事防之”，正是章惇所加，其目的也正是防上言之人言及新法不便。而司马光之所以要“求直言”，又正是要天下人言新法不便。司马光所为固瞒不过章惇，章惇所为也瞒不过司马光。因为有太皇太后撑腰，章惇想与司马光斗法，必居下风。太皇太后说道：“学士之意甚善。”

    司马光从袖中取出一卷疏文，双手呈上。梁惟简从司马光手中接过，走进帘内呈于太皇太后。司马光说道：“臣请厘革新法。先帝厉精求治以致太平，不幸所委之人不足以仰副圣志，多以己意轻改旧章，谓之新法。缙绅士大夫望风承流，竞献策画，作青苗、免役、市易等法，皆非先帝之本志也。如保甲、免役钱、将官三事，皆病民伤国有害无益者，为当今之急务，厘革所宜先者。故别状奏闻，伏望早赐施行。”

    太皇太后说道：“已出告，卿以资政殿学士为门下侍郎，厘革新法，正其职也。”

    司马光说道：“臣才疏学浅，难膺大任，守一郡足矣，臣请拜辞。”

    司马光说这几句话多少有点言不由衷，他明知太皇太后不会让他辞，自己为了“厘革新法”也不会真辞，但按例如此，不如此不足以显示士大夫的清高。譬如给儿童糖果，嘴里说“不要不要”，其实心里急着想要。

    太皇太后不准，是在意料之中。司马光回到家中，又上表“请辞”，太皇太后下手诏说：“先帝新弃天下，天子幼冲，此何时，而卿辞位耶？昨所奏事，备悉卿意，再降诏开言路，俟卿供职施行。”

    这是司马光第一次向太皇太后提出厘革新法。所谓厘革新法，其实就是全部否定，固然这是以后的事，但司马光至少已在向王安石所行新法发起攻击中踏出了一步。

    几天之后，太皇太后重又降诏百官言朝政阙失。此诏已完全按照司马光之意，其意也十分明白，拿现在的话说就是发动群众，大造誉论：朝野臣民有什么意见只管提，说得不对也不会受处罚！

    蔡确只在乎自己的权位，审时度势，更不想与司马光争一日之短长。韩缜向来与新法无关，人也缺少点聪明大气，自然没有话说。章惇知枢密院事，管的是军事，总究隔了一层。此诏一出，司马光先胜一筹，接着赴门下省视事，便可以身体力行了。

    天暖日长，时序从春天进入了夏天。作为门下省的长官，司马光赴省视事。

    门下省在右掖门西，与中书省相近。门下省的长官是侍中，但常以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职，现在蔡确便是。其次便是侍郎，作为侍中的副手，司马光便是。按元丰所定官制，门下侍郎与知枢密院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同为执政官。当司马光踏进门下省大门时，便觉得有许多目光向他射来。有问候的，有探询的，自然也有不以为然的。此时，司马光要厘革新法一事已传遍了朝野，这几天，门下省里也是议论纷纷。议论的内容是，“新皇帝践祚，三年无改父之道。”

    “三年无改父之道”，还提高到新皇帝的“孝”字上来，确乎对司马光的厘革新法不利。司马光召集下属，厉声说道：“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若王安石、吕惠卿等所建，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犹恐不及！”

    司马光说这番话时，厉言疾色。仿佛觉得自己过于忿激，口气缓和一点说道，“昔汉文帝除肉刑，斩右趾者弃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盐铁、榷酤、均输算法，昭帝罢之。唐代宗纵宦官求赂遗，置客省，拘滞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罢之。德宗晚年为宫市，五坊小儿暴横，盐铁月进羡余，顺帝即位罢之。当时悦服，后世称颂，未有非之者也。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

    司马光对于“三年无改父之道”的批驳，倒也颇为有理，又说是“母改子”，不是“子改父”，众人还有何话说？再说司马光是本省长官，长官发话了，若再啰嗦，不想当官了？

    门下省内的这种议论，其实是蔡确所挑起。蔡确身为赵顼的山陵使(王珪死后由蔡确任山陵使，继续营建赵顼的陵墓)，此时不在省内，是以尚未与司马光相见。司马光发了这通议论之后，在阅事室里坐不多久，梁惟简前来传太皇太后懿旨，说是吕公著上疏言事，要司马光相度所言更张利害，直书以闻。说毕，把吕公著的言事疏交付司马光。听说吕公著回朝，司马光心里一喜，伸手从梁惟简手中接过吕公著的疏文。

    吕公著因反对五路征讨西夏，又反对筑永乐城，赵顼既不听劝谏，恰好章惇从定州调枢密院任副使，吕公著便上表要求去做定州知州。不久，吕公著又从定州调任扬州知州。吕公著得到赵顼的死讯，和司马光一样，从心里感到悲痛。吕公著是赵顼可寄腹心的信臣，赵顼的过早去世也的确令人扼腕叹息。吕公著和司马光不同的是，他是一州之长，不能离开扬州赴京吊唁。不几天，诏书到了，吕公著以资政殿大学士兼侍读。接着又诏吕公著乘传赴阙，途中又遣中使问劳。到得汴梁，吕公著没有先回家，而是直入宫中，先去福宁殿，在赵顼灵前跪拜祭奠，然后便由内使领着去内东门小殿见太皇太后。

    此时太皇太后刚用过午膳，听说吕公著求见，连忙吩咐升坐。

    吕公著向着绣帘之内的太皇太后行礼请安，太皇太后隔着绣帘见吕公著年纪虽已六十开外，略显富态，行止并不见老，一副雍容大度的样子。太皇太后这个老妇人竟觉眼前一亮，心里先就赞许。想像他在年轻时一定是个风流倜傥的美男子。她开言说道：“吕学士何时到京？閤家可好？”

    吕公著说道：“臣蒙太皇太后急召回朝，方才到京，便入宫见驾，家中料想安好。”

    太皇太后说道：“吕学士不辞风尘，旅途劳顿，赐坐。此时入宫，午膳想必尚未用过，内侍命御膳房给吕学士备食。”

    吕公著躬身说道：“谢太皇太后赐食。臣蒙先帝知遇，推为腹心。太皇太后对臣恩宠有加，敢不效命！臣今有十事上奏：一曰畏天，二曰爱民，三曰修身，四曰讲学，五曰任贤，六曰纳谏，七曰薄敛，八曰省刑，九曰去奢，十曰无逸。皇帝行得这十事，何愁国家不治！”

    吕公著奏这十事，也是泛泛而论，或者说放之四海而皆准，对任何朝代任何皇帝都可作如此言。太皇太后说道：“卿之言甚是。”

    吕公著又奏道：“先帝新定官制，设谏议大夫、司谏、正言，员数甚备。宜选骨梗敢言之士遍置左右，使职谏争。又，御史之官，号为天子耳目，而比年以来，专举六察故事。伏乞尽罢察案，止置言事御史四人或六人，仍诏谏官、御史并须直言无讳，规主上之过失，举时政之紕缪，指群臣之奸党，陈下民之疾苦。”

    吕公著先奏十事，是对皇帝说的，后面这一番话，要义是“御史须直言无讳，规主上之过失”，也是对皇帝说的。现在皇帝年幼，自然便是对太皇太后说的了。至于当前如何措政，只字未提。太皇太后要听的显然并不是这个，她关心的是当前，吕公著的话未免有点隔靴搔痒。太皇太后说道：“听卿所奏，深有开益。当此拯民疾苦，更张何者为先？”

    吕公著不同于司马光，司马光是对厘革新法之事，未一日或忘。吕公著一直在朝任职，身处其中，对新法的废止反没有司马光迫切，是以对当前政事如何措置，没有也来不及多想。见太皇太后问：“更张起何者为先”，反有点措手不及。他答道：“容臣退而思之，别具状闻。”

    恰在此时，御膳房送来膳食，太皇太后命内侍侍候吕公著去偏殿用膳。

    吕公著回到家里，家里顿时门庭若市。吕家本是汴梁的望族大户，亲戚故旧固多，门下士也不少。自从老大吕公弼一死，吕公著外放，家里便冷冷清清的了。吕公著这次回京，太皇太后所待又是异数，谁还不前来巴结？其实此时吕公著想的却是美美的睡上一觉。六十多岁的人了，从驿路进京，不仅路上没有耽搁，一到京便入宫见太皇太后，还能有个不疲劳的？

    晚饭后，吕公著先由侍妾侍候着洗了个澡，然后走进书房。早有下人点亮了椽烛，磨了一池的墨。必竟是自己的家，与任所不同，自有一股温馨之感。不过吕公著要写奏疏，没有叫小厮和美婢侍候。

    当年吕公著因青苗法的废立之争而被黜，那是十六年前的事了，比司马光的外放要早一年。他之反对青苗法，态度远没有司马光激烈。他没有直接上疏言王安石，更没有如司马光直斥王安石为奸邪。他入宫遇到吕惠卿，听吕惠卿说要镌板疏驳韩琦，也是怕事情闹大，劝说赵顼，不要引起韩琦带甲入京。而“带甲入京”这话，由头也是吕惠卿挑起。也可以说是吕公著上了吕惠卿的当。这件陈年旧事，随着岁月的浸润冲洗，现在想来，已没有了怨尤。甚到对此时居住在金陵秦淮河边身患疾病的王安石产生了怀念，只是无由见面，――恐怕此生再也不会相聚相见了。太皇太后不是问更张何者为先吗？这就不得不提一提老朋友的名字。吕公著在纸上提笔写道：

    ……自王安石秉政，变易旧法，群臣有论其非便者，

    指以为沮坏法度，必加废斥。是以青苗、免役之法行而

    取民之财尽，保甲、保马之法行而用民之力竭，市易、茶

    盐之法行而夺民之利悉，若此之类甚众。……

    这是在说到具体如何更张之前的一段话，或者是说所以要更张的原因。吕公著写到这里，略停了一停，抬头下意识的望了望穸外。穸外是浓重的夜色，在夜色被灯光冲决了的地方，可见一株花树在夜风中弄影。但吕公著的眼中，没有穸外的这些实体，或者说穿过了这些实体，随着思惟，目光变得空灵和抽象。

    吕公著重又提笔写道：

    ……更张须有术，不在仓卒。且如青苗之法，但罢逐

    年比较，则官司既不邀功，百姓自免抑勒之患。免役之法，

    当少取宽剩之数，度其差雇所宜，无令下户虚有输纳。保

    甲之法，止令就冬月农隙教习，仍委本路监司提案，既不至

    妨农害民，则众庶稍得安业。……

    这一段话，是吕公著这篇疏文中的要紧话，也是吕公著不同于司马光的地方。青苗、免役、保甲三法，是王安石所变法度中的重点、核心。吕公著的意见不是要废止，而是有所宽松。也就是说，在他看来，不是法本身的弊端，而是执行中的不足。但就青苗法而言，王安石不也曾三令五申禁抑配吗？免役之法，不也处置过多收宽剩钱的官员吗？保甲之法，不也严令农隙教习，不能妨农吗？吕公著说青苗、免役、保甲三法，就所说的几句话而言，与其说是反对，不如说是赞成；与其说是废止，不如说是继行。

    但吕公著也说保马之法、市易之法要一切罢去，南方盐法、三路保甲尤宜先革。在疏文的最后举荐了一批人。他写道：“孙觉方正有学识，可以充谏议大夫。范纯仁刚劲有风力，可以充谏议大夫或户部右曹侍郎。李常清直有守，可备御史中丞。刘挚资性端厚，可充侍御史。苏轼、王岩叟并有才气，可充谏官或言事御史。”

    太皇太后看过吕公著的疏文，便命梁惟简送给司马光，司马光看了，可以说是基本同意。他立即向太皇太后奏言，说：“公著所陈，与臣言正相符合；唯保甲一事，既知其为害于民，无益于国家，当一切废罢，更安用教习？”

    吕公著的疏文，从另一方面触动了司马光，那就是荐人。他开了一张用人清单，说是“伏望陛下――其实是太皇太后――记其姓名，各随器能，临时任使，无所遗逸。”

    犹如两军对壘，司马光正在迅速组织起一支队伍。吕公著在上疏言事之后，即任尚书左丞，尚书省的长官。司马光和吕公著两人，既跻身于执政之列，已可与蔡、章两人分庭抗礼。接着刘挚做了侍御史，王岩叟做了监察御史。当年刘挚曾上书言免役法十害，曾布曾与之论争。刘挚做了侍御史，他手中的大棒还会砸向谁？

    此时，当年汴梁四友中的另一人韩维奉召到京，先是知陈州，后又改侍读、加大学士。太皇太后降手诏劳问，韩维奏道：“治天下之道，不必求高远，在审人情而已。识人情不难，以己之心推人之情可见矣。人情贫则思富，苦则思乐，劳困则思息，郁塞则思通。陛下诚能常以利民为本，则人富矣；常以爱民之心，则民乐矣；役事之有妨家务者去之，则劳困息矣；法禁之无益治道者蠲之，则郁塞通矣。”

    如同吕公著所上的十事一样，这也是放置四海而皆准的正言，并且也是对皇帝说的，是为了约束皇帝的，太皇太后要听的不是这些。

    韩维又说，“臣请陛下深察盗贼之原，罢非业之令，宽训练之程，盖为保甲、保马发也。臣非谓国马遂不可养，但官置监牧可矣；非谓兵民遂不可教，但于农隙一时训练可矣。”

    在汴梁四友中，韩维与王安石最为亲厚，太皇太后诏以问政，韩维奏事时连王安石的名字都没有提到。他没有说青苗法和免役法，对保甲法只说“农隙一时训练可矣”，与吕公著的意见相同。他不同意保马法，也只一句“但官置监牧可矣”，语气极为和缓。吕公著与王安石的交情也不错，在奏疏中只一句“王安石秉政”提到王安石之名，后面是“群臣有论其非便者”，不是自己直接反对。司马光与他们不同，对王安石所行新法深恶痛绝。或许当年他们的名头均大，有两峰竞高之意？司马光是在洛阳闲居十五年，这十五年仍在磨砺意气，更增激忿；而吕公著和韩维却一直在各州任职，对新法领悟得更深一点，并且逐渐领悟新法其实不坏？

    汴梁四友中的王安石退居金陵已在病中，其他三友司马光、吕公著、韩维都已回朝，执掌权柄，当此之时，侍御史刘挚上表言事说：“皇帝春秋鼎盛，左右前后宜正人与居。伏见兼侍讲陆佃、蔡卞，皆新进少年，欲望于两制以上别选通经术、有行义、忠信孝悌、淳茂老成之人，以充其任。”于是陆佃和蔡卞皆罢，以龙图阁待制赵彦若、朝清郎傅尧兼侍讲。其实陆佃、蔡卞都已入仕十余年，也不是少年了。

    司马光在布阵，取攻势；蔡确和章惇则取守势。仿佛在青霄之上，两团乌云迅速接近，在碰撞之际，将会有一个惊天大霹雳！88106 www.88106.in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