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目录 第二十四章 国际联系

(88106 www.88106.info)    孤军奋战古所忌，东遣使者西派团。

    为教宏业添双翼，管他纵合与横连？

    且说铁托的游击队，经过了十几个月的孤军奋战之后，终于与西方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与苏联的联系也有加强之势。在1943 年，铁托主动采取了两方面的行动：一是向英国派一个代表团。赴英的军事代表团在洛拉·里巴尔牺牲后，由弗拉迪米尔·韦莱比特率团。

    弗拉迪米尔·韦莱比特率团前往开罗。英国方面由派驻南斯拉夫游击队的军事代表团团长麦克菜恩准将与之对口会谈。

    此时，丘吉尔去德黑兰途中路过开罗。麦克莱恩便有了向丘吉尔本人就与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会谈的情况进行汇报的机会。

    此次，丘吉尔对与游击队关系的发展问题采取了积极态度。

    德黑兰会议上，三巨头一致同意“尽可能以最大限度的规模对南斯拉夫游击队提供物资和装备，并且派遣突击部队给予支持”。

    据此，韦莱比特留下来与英方就提供援助事磋商细节，麦克莱恩则带着丘吉尔给铁托的一封信，赶到南斯拉夫。

    丘吉尔在信中说：

    通过我的朋友迪金少校获悉了你们的一切英勇战绩。我最减挚的愿望是在人力所及的范围内通过海路供应、空中支援以及派遣突击部队给予你们一切援助，协助你们的岛屿战。麦克莱恩准将也是我的朋友和下院的同事。我的儿子伦道失·丘吉尔少校也是一名议员，不久将会同他一起在你们的司令部供职。

    我们当前最崇高的目标，就是把纳粹的污秽从欧洲土地上清刷干净。你可以放心，我们英国人无意支配南斯拉夫未来的政府。同时，我们希望大家尽量齐心协力打败共同敌人，然后再按照人民的意愿决定政府形式。

    我已决定英国政府今后不再给予米哈伊洛维奇任何军事援助，而只给你援助；如果南斯拉夫王国政府从内阁中报销米哈伊洛维奇的职务，我们将感到高兴。但是，国王彼得二世童年从摄政王保罗亲王的阴险控制下逃脱，作为南斯拉夫的代表而且作为一个处于危难之中的王子投奔我们，大不列颠如果把他抛弃不管，那将是不义的或者说是不体面的行为。我们也不能要求他同他的祖国断绝现存的一切联系。因此，我希望你们谅解。在尽一切可能给予你们军事援助的同时，我们无论如何都将保持同他的正式关系。我希望你们双方就此停止论战，因为这种争执只能帮德国的忙。

    你可以相信，我将和我的朋友斯大林元帅、罗斯福总统在工作中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我热切地希望苏联政府即将派驻你们司令部的军事代表团，将与麦克莱恩准将率领的英美军事代表团在工作中同样协调一致。请通过麦克莱恩准将和我通信。让我得知有什么事情我能帮忙，我一定竭尽全力。

    麦克莱恩自从到达南斯拉夫后，很快与铁托建立了私人友谊，对麦克莱恩来说，这种友谊的基础，是对于铁托的敬重。他曾谈到：

    他在反德战争中表现了自己的领导才能、勇气、现实主义、刚毅果断，以及专心致志、智谋、随机应变……什么地方有重要事项需要解决，无论是政治问题还是军事问题，他便着手处理……沉着而坚定，不论形势如何险恶……每逢游击队行军，他总和他们一起行动，骑马或徒步，长途跋涉……他的信条是，只要可能，事必躬亲。一旦把那些需要他亲自处理的迫切问题安排妥当，他就合同司令部人员一起坐下来，高高兴兴吃一顿饭，下一盘棋或者干脆席地而卧进入梦乡。他有一种天赋：只要愿意，便能把一切烦恼置之度外，彻底休息。这时他就会谈笑风生，好像世界上全然没有使他费心劳神的事情一样。①1944 年3 月，铁托决定派一个军事代表团到莫斯科去。代表团由吉拉斯任团长，成员中，一位是财政专家，另外还有原子物理学家巴甫列·萨维奇，他此行的目的是到莫斯科从事他的科学工作，此外还有雕塑家安东·奥古斯丁契奇。让这位雕塑家参加代表团，是考虑到这样能使他暂时脱离战时的艰苦环境，以便能继续从事他的艺术工作。大家穿的都是军装。吉拉斯的级别是将军。代表团花了几天的时间来集合成员，准备行装。大家的军装都是旧的，而且各色各样。由于缺乏布料，新的军装只能由被俘的意大利军官的军装改制而成。代表团还必须有护照，以便通过外国的领土。代表团的护照是新南斯拉夫国家的第一批护照，上面有铁托的亲笔签字。

    有人提出是否给斯大林送一些礼品。可是，送什么礼品？从哪儿来？最高司令部的所在地德瓦尔，周围几乎全部是被抢劫一空的村庄和劫后的荒凉的小城镇。最后，大家想出了办法：把一技1941 年游击队工厂制造的步枪带给斯大林。找一枝这样的步枪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接着，从各个农村送来了其他的礼品——荷包、毛巾、农民的衣服和鞋子。代表团从中选择了最好的——一些用生皮做的凉鞋和其他同样简陋的东西。大家认为这些东西具有这样的性质，才应当把它们拿去作为人民的诚意的表示。

    代表团的一个任务是安排好苏联对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的援助。同时，铁托指示，代表团要通过苏联政府或其他途径为南斯拉夫的解放区获得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援助，同时，还要向苏联政府要求20 万美元的贷款，来抵补南斯拉夫在西方国家的使团的开支。铁托强调说，应当向苏联政府申明，当国家获得解放的时候，将如数偿还贷款以及武器和药品的援助。使团还负责携带最高司令部和**中央委员会的档案文件，将它们保存在莫斯科。

    最重要的是，代表团必须探明苏联政府有没有可能承认民族解放委员会为合法的临时政府，并在这个问题上对西方盟国施加影响。代表团将通过苏联使团与最高司令部保持联系，它还可以利用共产国际原来的途径，与最高司令部保持联系。

    除了代表团的这些任务之外，在代表团动身时，铁托还嘱托吉拉斯从季米特洛夫或者斯大林（如果能见到他的话）那里了解一下，对南共的工作是否有什么不满。

    吉拉斯曾回忆说，他那时兴奋地期待着立即同苏联领导人见面，激动得浑身颤抖。他相信苏联是历史上第一个赋予空想家的迷梦、战士的决心和烈士的苦难以真正意义的国家。他的这个信念比钢铁还要坚强，因为他也曾在牢狱里受过折磨和拷打，并曾洒过鲜血，甚至不吝惜自己的鲜血。

    可是，吉拉斯也有感伤，他不愿意离开战斗着的同志们和进行殊死斗争的祖国，它已经变成一片战场和烟火弥漫的废墟了。

    临行前，吉拉斯拥抱了前来送行的战友。他们也像吉拉斯一样激动。

    ① 麦克莱恩：《争夺中的防寨》。

    代表团到达设在彼得罗瓦茨的临时机场。

    他们夜间起飞。吉拉斯再度感伤起来：祖国在黑暗中是多么悲哀和颓丧啊！山岭上白雪皑皑，被黑色的岩缝所撕裂；山谷已被幽暗吞没，一直到海边和海上都没有一线光明。在他们的下面就是可怕的战争，比以往任何战争更加可怕。整个民族正在同侵略者进行搏斗，同时，自己的弟兄却在更残酷的战斗中彼此厮杀。什么时候明灯能重新照亮祖国的乡村和城镇呢？在所有这一切的仇恨和死亡以后，它能享受到欢乐和安宁吗？

    代表团的第一站是意大利的巴里，那里有一个相当大的南斯拉夫游击队基地——医院、仓库、粮食和装备。从那里飞机又朝着突尼斯方向飞行。由于德军在克里特岛和希腊有基地，代表团的飞机必须绕道飞行。途中，在马耳他岛停歇，由英军司令招待。晚上抵达多布鲁克的时候，吉拉斯正赶上看到从红色岩砾的沙漠里升起的一片浓密的火光冲向天空的情景。

    第二天抵达开罗，英国人把代表团安置在一个旅馆里，把一辆汽车交给他们使用，安排得颇为周到。商人和服务员看到代表团帽子上有五角星，便把他们当成了苏联人。当代表团提到他们是南斯拉夫人或者说到铁托的名字的时候，使代表团感到欣慰的是，这些人是知道南斯拉夫人正在与法西斯进行殊死战斗这一情况的。在一个商店里，女售货员用粗俗的南斯拉夫话向代表团打招呼，后来代表团闹清楚了，这些粗话，是她从流亡的南斯拉夫军官那里学到的。

    当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署长李曼正在开罗。吉拉斯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便立即要求苏联公使带他去见这位署长。这位美国人毫不拖延地接待了他，但这位署长告诉吉拉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原则上只同合法政府打交道。

    吉拉斯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对西方资本主义抱有原始的和教条主义的看法，认为它们是被压迫民族的不可调和的敌人，这种认识在他第一次同西方资本主义的代表见面时就得到了证实。他注意到，署长是躺着接见他的，署长当时解释说，他的腿受了扭伤。在吉拉斯看来，署长的俄文译员——一个相貌粗鲁、毛发很多的巨人，就是美国牧童故事片里的坏人的形象。但是，吉拉斯承认，他倒没有理由对于访问这位彬彬有礼的署长——或许除躺着这一点除外——感到不满意；吉拉斯提出了要求，署长答应予以考虑。

    吉拉斯利用在开罗逗留三天的机会，观看了这里的名胜古迹。

    从开罗，代表团飞往巴格达附近哈巴尼亚的英国基地。英国司令部不让代表团开车到巴格达去，理由是那里不太安全。

    在吉拉斯看来，英国人这是想掩盖他们的殖民恐怖统治，而这种恐怖统治的激烈程度不会亚于德国人对南斯拉夫的占领。英国人请代表团参观了他们的士兵运动会。代表团应邀出席。他们被安排坐在司令的旁边。吉找斯他们自己发现，代表团成员的军服被带子扎得东凹西凸，风纪扣和所有的扣子都扣得紧紧的，显得滑稽可笑。

    英军的一位少校陪着代表团。他是一个愉快的好心肠的老兵。他不断地抱歉说，他的俄文不好——他是在俄国革命期间英国干涉阿尔罕格尔斯克的时候学会俄文的。

    这位少校从容不迫而不无自负地谈到他们同那些被德国特务煽动起来的当地人进行的战斗；在那场战斗中，飞机库被子弹打穿多处。这又使吉拉斯有不少感想。他回忆说，他当时无法理解，一个人怎么可能（更不用说是合理了）“为帝国主义”牺牲自己？但是他的内心里是赞赏英国人的英雄气概和大胆无畏的。他认为，英国人在遥远的酷热的亚洲沙漠里冒险前进，并且取得了胜利，尽管他们的人数很少而且毫无获得任何援助的希望。吉拉斯回忆说，虽然他当时不能从这一点得出广泛的结论，但是它确实帮助他终于认识到，在我们的世界上，并不是只有一种理想，而是有着数不尽的并列的人类制度。

    但从总的方面，代表团怀疑英国人，对他们敬而远之，而且对英国情报机构带有一种恐惧感。

    当然，要不是代表团的那些口袋里装满了最高司令部的档案文件以及共产国际和南共的来往电报，代表团的恐惧感也不会这么强。吉拉斯认为值得怀疑的是，无论哪里的英**事当局对于这些口袋都不感兴趣，好像这些装满机密的口袋与装着鞋子和罐头的口袋并没什么两样，使他们不感兴趣。在整个旅途中，吉拉斯一直把这些口袋放在身边。为了避免晚上一个人睡觉，他安排与马尔科睡在一起。马尔科是战前入党的门的内哥罗人，单纯，然而非常勇敢，对党忠诚。

    吉拉斯不会忘记，有一天晚上，在哈巴尼亚，一个人轻轻地打开了他们的房门。尽管门没有吱呀作声，吉拉斯却惊醒了。在月光里他看到一个本地模样的人。吉拉斯大叫了一声并伸手在枕下拔出手枪。马尔科跳下床来（他是穿着衣服睡觉的），但是这位不速之客不见了。此人的出现使他看到了英国间谍的长臂，因此他的高度警惕性进一步提高了。第二天，英国人派飞机送代表团到德黑兰去的时候，吉拉斯如出虎穴，感到十分高兴。

    代表团在德黑兰的活动地段是从苏军司令部到苏联大使馆的一段。吉拉斯感到，苏联军官大方热诚的接待，既表现了俄国人的传统的殷勤，又在同等程度上表现了世界上两个不同部分的战士们为同一理想而奋斗的团结。在苏联大使馆，代表团参观了举行德黑兰会议时使用过的圆桌，以及罗斯福住过的房间。

    最后，一架苏联飞机载着代表团飞往苏联。吉拉斯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

    我们的梦想和希望实现了。我们愈深入地飞进它的灰蓝色的广阔的天空，我就愈益被一种新鲜的、以前几乎没有出现过的情绪所支配。我好像正在回到一个谁也不知道的我自己的原始祖国。

    我一向反对任何泛斯拉夫感情，而且也把当时莫斯科的泛斯拉夫思想看作不过是动员保守势力来反对德国侵略的一种策略而已。但是，我这时的情绪却似乎大为不同和更加深刻，甚至超过了我的**的信念的限度。我隐约地回想起三个世纪以来，南斯拉夫的幻想家和战士、政治家和君主，特别是苦难的门的内哥罗的不幸的公国君主兼主教们，怎样到俄国去朝圣，从那里寻求谅解和拯救。我是不是也在走他们的道路？这难道不就是我们的祖先——他们被某种不知名的雪崩带到多风暴的巴尔干——的祖国吗？俄国从来没有理解过南斯拉夫人和他们的愿望；我相信这是因为那时俄国是沙皇制度和封建的国家。但是，更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我相信莫斯科同其他民族不和的一切社会原因和其他原因都已经消除了。当时，我把这看成是四海一家的理想的实现。而且也看成是我个人同史前南斯拉夫社会的本质的联系。这岂不非但是我的祖先的祖国，而且也是那些为最终实现人类大同和征服自然的理想而奋斗牺牲的战士的祖国吗？

    我逐渐融化在伏尔加的波浪和无边无际的灰色大草原里，我发现了原来的我，充满了迄今无人知道的一种内心的激动。我想吻这块俄罗斯的土地，在我脚下的苏联的土地，要不是因为这近乎宗教性，尤其是近乎戏剧性的话，我本来是会这样干的。

    到达莫斯科后，代表团被安置在“红军招待站”。苏方还给代表团配了一部车，并有一个联络官——柯佐夫斯基上尉。伙食和其他方面都安排得非常好。但是代表团却不能和苏联的领导人物进行接触，尽管奇拉斯曾请求外交人员委员维·米·莫洛托夫接见，如果可能的话，还请求苏联总理、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约·维·斯大林接见。在这方面，南斯拉夫大使馆一点也不能帮助代表团。西米奇大使和他的一小伙工作人员已经宣布拥护铁托元帅。

    代表团倒见到了季米特洛夫，但季米特洛夫已无法解决代表团提出的问题了。在苦苦等待的时间里，代表团却与苏联的情报人员建立了“联系”。对此，吉拉斯回忆说：

    我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下同苏联特务机关会了面。通过柯佐夫斯基上尉，我在“红军招待站”受到一位穿着朴素的瘦小的人的访问。他并不隐瞒他是从国家保安机关来的。

    我们约定在第二天见面，见面的方式鬼鬼祟祟，而由于我曾多年从事地下工作，我恰恰认为这一切都过分复杂，简直是迂腐不堪。一辆汽车在附近的一条街上等我，在东兜西绕走过一段路以后，我们又换了一辆车，开到这个大城市的某条街后，我们下车步行到第三条街。在那里，从一所大楼的窗户里有人仍下一把小钥匙来，使我们终子能够走进四层搂上的一个宽敞而华丽的房间。

    这个房间的主人——如果她是主人的话——是那种长着明亮眼睛的北方的金发美人，丰满的体态更增加了她的美丽和魁力。而我发现她比带我进来的那个男人更重要。她提问题，他把答话记录下来。他们对**的各委员会的人物比对其他党派的人更感兴趣。我感到像受警察洁问般地不自在，可是我知道，提供所需要的情报是我作为一个**员的责任，如果是苏联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位委员召见我，我是不会犹豫的，但是，这些人的职务是对苏联的敌人或**内部奸细进行斗争，他们要**和**领导人的材料做什么呢？尽管如此，我还是回答了他们的问题，避免作出任何确切的或否定的判断，特别是避免提到内部的摩擦。我这样做的时候，既出于在道义上讨厌背后谈论自己的同志，又出于对那些人从心坎里有反感，我认为他们没有权利侵入我的内心世界、我的看法和我的党。我的窘态无疑地被我的主人看出来了，那次会见的公事部分持续了不到一个半小时，然后就转变为一面喝咖啡和吃点心，一面进行不太勉强的同志式的谈话。

    代表团终于等来了最好的消息：斯大林本人要见吉拉斯。吉拉斯对那次会见记述如下：

    大约是下午15 点钟的光景，当我刚在泛斯拉夫委员会结束了我的讲演和开始解答问题的时候，有人低声叫我立郎结束，因为有一件重要而急迫的事情。不仅是我们南斯拉夫人，而且连苏联官员都曾认为这次讲演是异乎寻常的重要的。莫洛托夫的助手罗佐夫斯基把我介绍给一些经过挑选的听众。显然，南斯拉夫问题在盟国之间正日趋尖锐。

    我表示了抱歉，或者说他们代我表示了抱歉，然后就在事情进行中途被带到了街上。

    他们在那里把我和特尔基奇将军塞进一辆奇特的但不很华丽的汽车。只是当汽车开动以后，国家保安机关的一位不认识的上校才告诉我们，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接见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军事使团已经搬到了莫斯科郊区的塞列布兰尼·保尔（银色的森林）的一所别墅里。我想起了送给斯大林的礼品，我担心如果我们到那么远去取的话，恐怕就要迟了。可是万无一失的国家保安机关也已留意到了这一点：礼物就放在汽车里上校的身旁。一切事情都安排妥当，甚至我们的制服也办妥了。我们穿着苏联的一家工厂缝制的新装已经有十来天了。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只要安静地听上校的话，尽量少向上校提问题就行了。

    我早已习惯子少提问题了。但是我仍不能抑制我那兴奋的心情。它发自我的内心深处。我自知我的脸色一定显得苍白，也自知我处于又高兴又几乎是惊慌失措的激动的状态之中。

    对于一个来自战争和革命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更兴奋的事呢？被斯大林接见——这是对我们游击战士和我国人民的英雄气概和苦难的最大可能的赏识。在地牢里和在战争的大屠杀中，以及在同样激烈的精神危机和同**的内外敌人的冲突中，斯大林决不只是一位作战的领袖。他是一种思想的化身，这种思想在**人的心里被美化为纯洁的理想，从而成为绝对正确的、十全十美的东西。斯大林就是今天的战争胜利和明天的人类大同。我知道，碰巧我本人是被他接见的第一个南斯拉夫**人。我感到一种骄做的喜悦的是，我将能够向我的同志们讲这次会见，并且也可以向南斯拉夫的战士们谈谈这件事。

    突然，一切对苏联产生的不愉快的事情似乎都不见了，所有我们自己和苏联领导人之间的分歧都失去了它的意义和严重性，就好像它们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在我即将碰到的动人的庄严谐美之前，一切不愉快的事情都消失了。在进行中的斗争的伟大意义面前，我个人的命运有什么要紧？和显然不可避免地要实现的我们的理想比较起来，我们的分歧又算得了什么呢？

    在那个时候，我相信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和党内的其他反对派都确实是间谍和破坏分子，因此认为对付他们和其他所谓阶级敌人的严厉措施都是正当的。如果我曾经注意到，在30 年代中叶清洗时期到过苏联的人倾向于把某些事情不说出口的话，我相信那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和过甚其辞的事情。季米特洛夫在一次同铁托谈话时曾经有过这样的提法：为了割掉坏肉也切着了好肉。因此，我把斯大林的一切残酷行为看作恰恰像他的宣传所描绘的那样——不可避免的革命措施，这些措施只是增加了他的身价和他的历史性作用。……

    还没有等我平静下来，我们的汽车一下子就开到克里姆林宫的大门口。在这儿，由另一位军官来照料我们；接着汽车往前开过安静而清洁的院子，那里除了一些细长的没有发芽的小树以外，就没有别的有生命的东西了。这位军官指，点我们注意看沙皇的大炮和沙皇的钟——这是俄国荒唐的象征，那炮从未发射过，那钟也从未敲过。左边是伊凡大帝的纪念钟楼，然后是一排古代的大炮。不久我们就来到了一座类似19 世纪中叶的衙门和医院的矮长建筑物门前。这里，又有一位军官来迎接我们，他带我们进去。在楼梯下我们脱掉了大衣，在一面镜子前梳梳头发，然后被引导乘电梯到三楼，走进一条相当长的铺着红色地毯的走廊。

    在每一个转弯的地方，都有一名军官用脚跟相碰的响声向我们敬札。他们全都年轻、漂亮、笔挺，头戴国家保安机关的蓝色帽子。这次和后来的每一次，我都发现清洁得使人惊奇，十全十美，好像不可能有人住在这里或在里面工作似的。地毯上没有一块污迹，发亮的门把手上找不到一个斑点。

    最后，他们领我们走进一个较小的办公室，朱可夫将军已经在那里等候了。一位矮胖麻脸的年老官员诸我们坐下，他自己则从一张桌子后面馒馒地站起来，走进隔壁房间去。

    一切都以惊人的速度发生着。这位官员不久就回来通知我们可以进去。我以为我们大概要穿过两三个办公室才能看到斯大林。可是我一开门，跨过门槛，就看见他从相连的一个小房间里走出来，通过那小房间的敞开的门可以看见一个大地球仪。莫洛托夫也在这里。他身体结实，面色苍白，穿着一套藏青色的西服，站在一张长会议桌后面。

    斯大林在屋子中央迎接我们。我第一个走近他，并介绍了自己。然后特尔基奇也照样做了，用军人的口气列举了他的全部职衔，并且咔嚓一声脚跟相碰。我们的主人对此回答——几乎是滑稽的——说：“斯大林。”我们也和莫洛托夫握了手，并在桌子旁边坐下。这样，莫洛托夫就坐在斯大林右侧，斯大林坐在桌子顶头，而特尔基奇、朱可夫将军和我则坐在左侧。

    这个房间不大，相当长，不够富丽堂皇，也没有什么陈设。墙角的一张不大大的桌子上方挂看列宁的像；在会议桌上面的均上，用相同的木框挂着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失的画像，它们很像是人们在乡下看到的五彩石印版画。

    而我们的主人则是最朴素的。斯大林穿着元帅服和软靴，除了在左胸佩带一个金星——苏联英雄勋章以外，就没有任何勋章了。他的举止毫无装腔作势的地方。这不是相片上或新闻片皇的那威风凛凛的斯大林——步态死板而从容不迫。他一刻也不闪着，不是玩弄他的烟斗（烟斗上有英国邓希尔公司的白点标记），就是用一支蓝钢笔在写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的纸头上画圈子；当讨论的每一部分将近结束的时候就用斜线将它划掉。他在座位上很不安详，不断地把头摇来晃去。

    我还对别的一些方面感到惊奇：他的身材很矮小；体态不匀称。他的躯体又短又窄，四肢过长。他的左臂和左肩看来有，点不灵活。他有一个很大的肚子，头发稀少，但是还没有完全秃顶。他的脸色白皙，两颊带红。后来我知道，这种颜色是那些长期坐在办公室里的人的特征，在苏联高级干部中被称为“克里姆林宫气色”。他的牙齿是黑的，长得不整齐，并且向里凹。他的胡子既不密也不硬。可是他的头却长得不坏；它是一种平民的、农民的、家长式的头——长着一对黄眼睛，既粗暴又奸诈。

    他的口音也使我感到惊奇。人们可以听得出，他不是一个俄罗斯人。虽然如此，他的俄文词汇是丰富的，他的措辞很生动、多变化，充满了俄国的谚语和格言。后来我才知道，斯大林很熟悉俄罗斯文学——虽然只是俄罗斯的，而他在俄国范围以外的唯一真正的知识，是政治史的知识。

    有一点并不使我惊奇，那就是斯大林有幽默感——一种自以为是的粗鲁的幽默，但并非完全没有巧妙和深遵之处。他的反应迅速而敏锐——而且带结论性，这并不是说他不听完别人说的话，但显然他是不爱听长篇大论的。他与莫洛托夫的关系也很特殊。就像后来我证实的那样，他显然把后者看做是一位很亲密的伙伴。莫洛托夫是被斯大林用亲密的代名词“你”来称呼的唯一的政治局委员，这本身就有很大意义。因为必须记住，俄国人的客气的方式是用“您”的，即使在极亲密的朋友之间，这样称呼也是正常的。

    谈话是由斯大林开始的，他问我们对苏联的印象如何。我回答道：“我们高兴极了！”他接着说：“可是我们并不高兴，虽然我们正在尽力把俄国的事情搞得更好。”我牢记着斯大林用的是“俄国”这个字而不用苏联，这就表明他不仅在鼓舞俄罗斯民族主义，而且他本人也受到它的鼓舞，并且把他自己和它等同起来。

    但在当时我来不及去想这些事情，因为斯大林接下去谈到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关系。他转过脸对莫洛托夫说：“难道我们不能设法骗取英国人承认铁托？铁托正在单独打德国人。”莫洛托夫微笑着——一种含有讥讽和自满的微笑，说道：“不，那是不可能的；他们完全了解南斯拉夫的发展情况。”我喜欢这种干脆、直截了当的作风，到那时为止，我在苏联官方人士中，特别是在苏联的宣传中，还没有碰到过这种作风。我感到我是在一个合适的地方，和一位用随便、公开的方式来处理实际问题的人在一起。无须解释，斯大林只是在自己人中间，即在对他效忠的嫡系**人中间才会这样。

    虽然斯大林没有答应承认解放委员会为南斯拉夫临时政府，但是很显然，他是有意承认它的。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和他的立场既然如此，我也就没有直接提出问题来；也就是说，如果苏联政府认为条件成熟，并且发展情况没有波折，苏联政府显然是愿意立刻这样做的，但须先由英国和苏联达成临时协议，再由解放委员会和南斯拉夫保皇政府达成协议。

    因此，这个问题还是悬而未决。必须等待时机拟订一个解决方案。但是，斯大林在给予南斯拉夫军队以援助的问题上采取了更积极的态度，以此来弥补承认的问题。

    当我提到20 万美元的贷款时，他把这叫做小事，说用这笔钱干不了什么，但又说这一款项可以立即拨给我们。当我说解放以后我们将偿还这笔贷款以及所有的武器和其他装备时，他真的生气了：“你侮辱我。你们是在流血，而你却要我开这些武器的价钱！我不是商人，我们都不是商人。你们和我们一样在为共同事业而战斗。我们有义务同你们分享我们的一切。”但是援助怎样运来呢？

    当时决定请求西方盟国在意大利建立一个苏联空军基地，从那里援助南斯拉夫游击队。斯大林说：“让我们试试看，我们将看到西方采取什么态度和他们准备给铁托多大的帮助。”我应当提一句，这样一个基地——包括10 架运输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不久就建立起来了。

    斯大林还解释道：“但是，用飞机恐怕不能给你们多大帮助。一支军队不能靠飞机来供应。你们已经是一支军队了。需要用船只来解决。而我们却没有船。我们的黑海舰队被消灭了。”朱可夫将军插进来说：“我们在远东有船。我们可以把它们调到黑海港口，装上武器和其他必需品。”斯大林粗暴地和断然地打断了他的话。从一个拘谨的、差不多像顽皮的小鬼似的人身上，突然出现了另一个斯大林。“你究竟在想什么？你精神正常吗？一个战争正在远东进行。有些人肯定是不会错过机会来去沉这些船的。真的，必须购买些船只。但是向谁去买？目前大家都缺乏船只。土耳其？土耳其人没有多少船，而且他们也决不会卖给我们。

    埃及？对了，我们可以从埃及买一些。埃及会卖的——埃及肯出卖任何东西，所以他们一定会卖船只给我们的。”是的，这就是真正的斯大林，他说话不是吞吞吐吐的。可是我在我们党内已经习惯于这样的事，所以在最后作出决定时我自己特别喜欢这种作风。

    朱可夫将军不声不响地敏捷地把斯大林的决定记下。但是购买船只和用苏联船只来供应南斯拉夫人这件事却从未实现。主要的原因无疑是东部战场上作战行动的发展——红军不久就进抵南斯拉夫边境，因而能够从陆上援助南斯拉夫。我认为当时斯大林要援助我们的意图是坚决的。

    这就是那次会谈的要点。

    顺便讲一下，斯大林表示有兴趣听听我对个别南斯拉夫政治家的意见。他问我对塞尔维亚农民党领袖、首任南斯拉夫驻莫斯科大使米兰·加夫里洛维奇的看法。我对他说：

    “一个精明的人。”斯大林好像自言自语地表示意见道：“不错，有些政治家认为精明强干是政治中的主要的东西——可是，加夫里洛维奇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笨人。”我又说：“他不是一个眼界宽阔的政治家，然而我认为不能把他说成笨人。”斯大林问起南斯拉夫国王彼得二世是在哪里找到妻子的。当我告诉他，彼得二世娶了一位希腊公主时，他调皮地转身说：“维亚契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要是你或我娶一个外国公主，怎么样？说不定会有些好处的。”莫洛托夫笑了，可是笑得拘谨，不发出大声来。

    最后，我向斯大林呈献我们的礼品。这些礼品现在看起来特别土气、寒碜。但是他一点也没有显出轻视的样子。当他看到农民的凉鞋时，他喊起来：“拉普蒂！”——即俄文凉鞋的意思。至于步枪，他拉开栓并扳动枪机，掂了掂份量，然后说道：“我们的要轻些。”这次会见持续了约一小时。

    当我们离开克里姆林宫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时刻。伴随我们的军官显然发觉了我们的热烈心情。他高兴地望着我们，并设法用每句话来讨好我们。在一年的这个时候，北极光射到莫斯科来，一切东西都呈现出紫色并且微微发亮，这是一个不现实的世界，比我们一向在其中生活的世界更加美丽。

    不管怎样，这就是我的灵魂深处的感受。①但是，吉拉斯认为，与斯大林的另一次会见更有意义和更有趣味。时间是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前夕。这一次的通知也很神秘。苏方只是通知吉拉斯，让他到克里姆林宫去。当晚9 点钟左右，他们就把吉拉斯塞进汽车开到那里。

    代表团里没有任何人知道他去了哪里。还是上次斯大林接见的那座楼，但换了房间。在那里莫洛托夫正在准备动身。他一面穿大衣，一面告诉吉拉斯说，将和斯大林共进晚餐。

    莫洛托夫不是一位很健谈的人。他们上了一辆车。在汽车里莫洛托夫问吉拉斯除了俄文以外还会讲什么外国语。吉拉斯告诉他，还会**文。然后谈到了南斯拉夫**的组织问题。吉拉斯强调说，大战爆发时南斯拉夫党是非法的，并且人数较少——约1 万名党员，但都是由出类拔革的人组织起来的，“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布尔什维克党一样”。

    莫洛托夫反驳道：“你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们党处于非常弱小的状态，组织散漫，分散，党员人数很少。”他接着说，“我记得，在战争初期，我为了党的工作，是怎样从彼得格勒不合法地到莫斯科来的。我没有地方过夜，只好冒险住到列宁的妹妹那里！”汽车以相当快的速度向前疾驶——时速约60 英里，没有碰到什么交通阻碍。显然交通警多少认得出这辆汽车，因而让它通行无阻。车子驶出了莫斯科以后，开上一条柏油路。不久，车子来到了一个关卡的前面。坐在司机旁边的军官在挡风玻璃那里晃了晃一块小证章，于是警卫不要什么手续就放行了。右边的窗是放下来的。莫洛托夫怕吉拉斯因刮凤而感不适，就开始把车窗摇下来。这时吉拉斯注意到车窗的玻璃很厚。这是一辆防弹汽车。

    在那次晚餐以前约10 天左右，德国人对德瓦尔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最高司令部发动了袭击。苏联军事使团把这一情况详细地报告给了莫斯科。

    路上，莫洛托夫想知道吉拉斯对于由此而产生的局势有什么意见。他是十分注意听的，但毫无激动之色——尤其因为要得到真实的情况。

    车于行驶了约20 英里，拐弯抹角，最后停在一座不很大的别墅前面。它处于浓密的机树丛中。

    他们从门口一走进一间小客厅，斯大林就出现了——这次穿的是一身普通军衣，扣子一直到下巴，这是人们在他的战前的照片里所熟知的。这样打① 引自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同斯大林的谈话》，司徒协译。

    扮显得身材更矮小了，但也更简朴和随便了。他领吉拉斯等人进入一间小小的、令人惊奇的空无所有的书房——没有书，没有图片，只有光秃秃的木板墙。大家围着一张小书桌坐下来，于是斯大林立即开始询问关于南斯拉夫最高司令部德瓦尔被袭击的事件。

    斯大林激动地询问南斯拉夫最高司令部的下落，他喊叫道：“他们会饿死的！”吉拉斯竭力向他说明，这种事情决不会发生。

    “怎么不会？”斯大林接着说，“军人们被饥饿压倒有过多少次了！饥饿是每一支军队的可怕的敌人。”吉拉斯解释道：“那一带地方总是可以找到东西吃的。我们曾经处于坏得多的境况，但我们还是没有被饥饿压倒。”斯大林平静下来。

    他于是把话题转到送去援助物资的可能性问题。苏联战线距离那里还太远，无法用战斗机护送运输机。这一点使斯大林火了，他申斥那些飞行员：

    “他们是懦夫——不敢在白天飞行！懦夫，唉，懦夫！”莫洛托夫为飞行员进行了辩护。

    盟国早已同意在意大利建立一个苏联空军基地，以援助南斯拉夫的军队；斯大林强调了派运输机到那里去和加强基地活动的迫切性。

    为所抱的乐观情绪所鼓舞，斯大林谈起了南斯拉夫和盟国的关系，主要是和英国的关系。就在当时，在吉拉斯看来，南斯拉夫和英国的关系是斯大林同他会见的主要原因。

    斯大林又想起建无产阶级旅的事。“你们帽子上要红星做什么？形式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得到的东西，而你们——戴着红星！啊，红星是不必要的！”斯大林生气地喊道。

    吉拉斯又向他解释：“停止戴红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已经是一个传统，在我们的战士当中具有一定的意义。”斯大林又把话题转到与西方盟国的关系上去，他说：“也许你以为正因为我们是英国人的盟友，我们就忘记了他们是些什么人，忘记丘吉尔是个什么人。他们最高兴的是欺骗他们的盟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经常欺骗俄国人和法国人。而丘吉尔呢？丘吉尔是这样一种人：如果你不当心他，他会从你的口袋里偷走一个戈比。真的，从你的日袋里偷走一个戈比！天哪，从你的口袋里偷走一个戈比！至于罗斯福呢？罗斯福不是这样。他只有大钱才伸手去掏。可是丘吉尔呢？丘吉尔——连一个戈比也要。”斯大林好几次着重谈到应当提防英国的情报机关和英国的口是心非，特别是小心铁托的生命。“他们就是干这件事的人：在一架飞机上杀死了西科尔斯基将军，然后干净利落地把那架飞机击落——没有证据，没有证人。”在这次会见中，斯大林不断重复这些警告。

    随后，斯大林又谈到同南斯拉夫保皇政府的关系问题。斯大林劝吉拉斯：

    “不要拒绝同苏巴塞奇举行会谈——一定不要拒绝。不要马上攻击他。让我们看看他要什么。和他谈谈。不能立刻承认你们。必须找到一个过渡的办法。

    你们应当和他谈谈，看看是否能设法和他取得妥协。”然后，斯大林请大家同进晚餐。在去餐厅的回廊里的一幅世界地图前面大家停下了，这幅地图的苏联部分涂着红色，这样一来，苏联部分看上去更为显眼，并且比不涂红色看起来更大。斯大林在苏联部分上挥舞着手，提到他刚刚讲过的那些反对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话：“他们决不会接受这样一种概念，即有这么大一块地方是红颜色的，永远不会，永远不会！”吉拉斯提到：“苏联要是没有工业化，就不能保存它自己和进行这样一次战争。”斯大林接着说道：“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吵了架。”在餐厅里，已经有两三个苏联高级官员在等候。

    在一间宽敞的餐厅里，长桌子的前半段摆满了银盘子，盛着各种各样的食物。每个人都自己拿吃的，围着空着的另一半桌子随意坐下。

    食物和酒的种类极多——主要是肉和烈性酒。但是其他一切都简单大方。斯大林不按铃，服务人员不进餐厅。

    这样的晚宴照例要持续6 个小时以上。大家一面慢慢地吃喝，一面漫无边际地交谈——从故事和奇闻到最严肃的政治问题，乃至哲学问题。

    斯大林对阿尔巴尼亚感到兴趣。“那里究竟在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是哪一种民族？”吉拉斯解释说：“从前斯拉夫人居住在那里的山谷里，因而有了斯拉夫的地名，后来在土耳其统治时期，阿尔巴尼亚人把斯拉夫人赶了出去。”斯大林顽皮地眨眨眼说：“我原来还希望阿尔巴尼亚人至少有一点斯拉夫的成份哩。”吉拉斯向斯大林叙述南斯拉夫的作战方式和战争的残酷性时，指出南斯拉夫游击队不收留德国俘虏，因为他们把所有的被俘的南斯拉夫人员全都杀害了。

    斯大林笑着插嘴说：“我们的一个士兵押运着一大批德国人，在途中他把他们全都杀了，只剩下一个。当他到达目的地时，人们问他：‘其余的都在哪里？’他说：‘我只是在执行总司令的命令，杀到最后一人——这就是最后一个。’”在谈话中，斯大林提到德国人说：“他们是一种古怪的民族，像绵羊一样。我小时候就记得，公羊往那里走，其余的羊都跟着走。我还记得，革命前我在德国的时候，一批出席代表大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迟到了，因为他们一定要等查票员来查验他们的票，或者诸如此类的原因。俄国人会做这样的事情吗？有人说得好：‘在德国不会有革命，因为否则就要踩着草地。’”斯大林要吉拉斯告诉他某些东西塞尔维亚文怎么说。自然，俄文和塞尔维亚文极为相近。“主啊，”斯大林叫道，“没有疑问了：是同一个民族。”吃饭时，大家还轮流讲笑话儿。吉拉斯讲的一个笑话引起了斯大林的喜欢。“一个土耳其人和一个门的内哥罗人在难得休战期间谈话。那个土耳其人不了解为什么门的内哥罗人经常打仗。门的内哥罗人回答道：‘为了抢劫。

    我们很穷，因此希望得到些战利品。你们作战又是为了什么呢？’土耳其人回答道：‘为了荣誉。’门的内哥罗人回答道：‘每个人都是为了他所没有的东西而战。’”斯大林大笑，他评论道：“主啊，这很深刻：每个人都是为了他所没有的东西而战。”莫洛托夫也笑了。

    斯大林把刚刚收到的两封电报让吉拉斯看。其中一封电报是丘吉尔拍来的。他告诉斯大林，在法国登陆将在次日开始。

    在告别的时候，吉拉斯又一次询问斯大林对于南斯拉夫党的工作有什么意见。斯大林答道：“不，我没有，你们自己最了解该怎么办。”那天晚宴结束要告别的时候，斯大林交给吉拉斯一把送给铁托的宝剑——最高苏维埃赠送的礼品。为了搭配这个堂皇高贵的礼品，吉拉斯在返国途中经过开罗时，添加了他自己的一份礼物：一副象牙做的棋子。

    对这次会晤，吉拉斯写道：

    “从斯大林别墅周围的枞树丛中，升起了一片雾和曙光。经历了又一个不眠的夜晚而疲倦的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门口和我握手。汽车把我载入黎明，载入尚未苏醒的、浸在6 月的蓝色的烟雾和露水中的莫斯科。在我踏上俄国土地的时候有过的那种感觉重新出现了：从这块土地来看，世界毕竟不是那么大。有了斯大林，有了被认为最后将向人类揭示出社会和个人的真理的那种思想，世界也许不是不可征服的。

    “这是一个美梦——在战争的现实中的美梦。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要在现实和梦幻这二者之中断定哪一个更为真实，我今天也仍然不能……”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正是：使英求得辎重盛，使俄谋取袋中盈。

    西行涉海结盟友，东出越岭固友情。

    如果觉得《二战国际风云人物丛书-铁托》好看，请把本站网址推荐给您的朋友吧！88106 http://www.88106.com/88106 www.88106.in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