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目录 第三十五章 失道寡助

(88106 www.88106.info)    西风落叶下长安，倒转乾坤成空谈；失道寡助真可悲，历史出现新章篇。

    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战争胜利了，但丘吉尔却被人民抛弃了。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这个一向傲然自是的英雄，为此痛苦不已，如丧考她。这一事件再一次他说明了众怒难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随着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接近，丘吉尔急剧向右转，不顾国际舆论和英国人民的反对，一意孤行，倒行逆施。1945 年春天，丘吉尔提出的政治纲领同英国人民的情绪完全背道而驰。1945 年整个欧洲，包括英国，人民群众的思想是向左转的。英国人民希望同苏联继续保持联盟与合作，在民主的基础上改善国内生活。丘吉尔没有理解，也没有看到这一点，结果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在战时，丘吉尔对内政问题考虑得不多。英国劳动人民意识到，英国正在进行反法西斯战争，因此一致拥护政府及其为争取战争胜利采取的各项措施。工人阶级忍受战时痛苦的思想准备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更加充分。国内的阶级斗争虽然没有消失，但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尖锐。

    为了发动群众参加对敌斗争，在战争的头几年，丘吉尔政府大肆宣扬准备在战后进行一系列改革来改善英国劳动人民的社会条件。还成立了一个以工党党员格林伍德为首的建设委员会。可是随着胜利的日益迫近，政府的战后改革方案也逐渐地被束之高阁。

    如果说丘吉尔政府在战争结束前对战后的英国未来采取避而不谈的政策，那么英国的左派力量则越来越坚定地要求在胜利后改革国内的经济和社会条件。1944 年底，**公布了以“怎样赢得和平”为题的纲领，号召英国的所有民主力量联合起来结束保守党人的统治。

    1944 年10 月**召开代表大会，要求英国在土地、煤炭工业、动力工业、运输业、冶金业和银行国有化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并进行社会改造。

    **建议工党、自由党和合作党在即将来临的议会选举中组成进步联盟，以保证在竞选中击败保守党人。

    丘吉尔的独断专行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不满。赫伯恃·威尔斯在1944 年12 月发表题为《丘吉尔必须走开》的文章。他写道：“现在严然以英国未来元首自居的温斯顿·丘吉尔，是一个满脑子冒险思想的人。他的这些思想在英国政治生活中是不可能实现的。……现在，他似乎完全丧失头脑。

    过去由于一帮守旧的保守党人掌权并采取了不明智的政策而使英国人饱尝屈辱，这时好斗的温斯顿走上重要岗位。国家要斗争，而他好斗，当时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所以他成了我们斗争意志的象征。这个作用已经完结……丘吉尔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早该下台啦。我们还记得他的许诺，可是，他安于小成，不求再进。”就这样，英国国内对丘吉尔的不满逐渐增长了。从战争后期的某个时候开始，他的声望逐渐下降，并向反面发展。

    到德国投降时，1935 年选出的英国议会已经持续了10 年。这就是说，议会在战时度过了两届任期，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未完全结束时英国就进行了大选。丘吉尔在1944 年10 月曾声明过，战胜德国之后立即举行选举。

    参加战时丘吉尔联合政府的工党右翼领袖们并不反对在战后同保守党人留在一套马车里。他们赞成联合，企图保住自己的大臣职位，不指望新的选举会使工党在议会中占多数。但是，工党年会的表决却是反对联合政府。因为工党的普通党员渴望变革，他们希望建立独立的工党政府，好在国内生活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当工党和自由党拒绝联合时，丘吉尔便用立即举行大选的手段来威胁他们。工党领袖认为，立即举行大选对他们不利，因为保守党方面有一张王牌——作为战时领袖的丘吉尔的个人威信，而工党却没有充分做好大选准备，为了使全党的组织机构作好竞选的战斗准备，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艾德礼建议联合政府继续工作到10 月。丘吉尔看出了工党的意图，因而表示拒绝。

    1945 年5   月23 日丘吉尔解散联合政府，组成了所谓过渡政府，由它负责在7 月5   日议会选举之前管理这个国家。在组织过渡政府问题上，丘吉尔犯了一个严重的策略上的错误。过渡政府全部是由保守党内的右派组成的。

    他们之中有慕尼黑协定的拥护者和两次大战之间执行错误政治路线的一些人。过渡政府的成员本身便代表了保守党战后的政治纲领。英国人民立即看出，原来丘吉尔丝毫不想改革，他统治下的英国将回到20 年代和30 年代那样黑暗的境地。所以说，在这一阶段丘吉尔已经严重地损害了自已在未来选举中的地位。英国选民们提高了警惕，怀疑他是否能成为和平条件下可以信赖的国家领导人。保守党主要的政敌是工党。工党打着改革旗号，拒绝参加丘吉尔领导的联合政府，并在选举中反对保守党，这使丘吉尔和其他保守党的领袖们非常气愤。由于气愤，使他们丧失了现实感，因而在选举斗争中削弱了自己的地位。但是，选举的结局，不仅取决于保守党领袖们的策略，而且主要取决于战后国内阶级力量的新布局。

    苏联对战争的胜利引起了各国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同情和向往，英国人民也不例外。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经常是有强烈的吸引力的。保守党人在选举运动中反对工党的各项改革时，首先谴责工党是“社会主义政党”。

    这种谴责，适得其反，正好帮了工党的忙。丘吉尔攻击说：“工党上台是对英国人民的自由和荣誉的危险挑衅”，并声称工党在选举中获胜，将意味着英国可能处于希特勒统治德国的境地。他断言，当工党政府“领导国家生活和工业机构时，将不允许人民自由地表达对社会存在的强烈不满，英国将处于盖世太保统治之下”。

    丘吉尔妄图重复使用保守党在1924 和1931 年选举中所采用的方法。当时他们用革命的幽灵来恐吓英国选民中的多数小资产阶级分子，使他们靠近保守党。这一次，丘吉尔又企图用极权主义来恐吓这一阶层的选民。保守党的刊物声称：“当盖世太保刚刚从惊魂未定的德国人民的心中消失不久之后，难道你们赞成用其他名称伪装的盖世大保闯进你们的家中吗？”这种反对工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演说，是丘吉尔在1945 年选举中所犯的第二十策略上的错误。许多保守党人也立即明白了这一点。报业大王罗得米勋爵说：“如果他继续保持这种思想状态，可以预料，选举将失败。”《泰晤士报》和其他报纸企图缓和一下丘吉尔的言论，但毫无效果。丘吉尔过分地相信自己的声望和治国才略，以致很难使他认识到他所采取的路线是错误的。

    竞选期间，丘吉尔在英国到处进行竞选旅行。当他的队伍来到某一城镇时，经常是前边走着当地保守党的宣传车，广播着：“注意第三辆汽车，温斯顿来到我们这里。这是地球上最伟大的人物，世界上最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城市和村镇的街道上挂着五光十色的带有丘吉尔画像的宣传画和标语，标语上写着：“此人赢得了战争”，“此人必将完成其伟大的事业”。但是，战争的胜利，对英国选民来说，已经成了过去，英国人民关心的是将来。他们希望选出能维护和平的人，能为他们未来的生活带来幸福，带来改善。他们不相信丘吉尔是这样的人。

    丘吉尔没有把握住全国人民的情绪。他的整个活动远远脱离了人民，选民们也觉察到这一点。1945 年克莱门蒂娜对莫兰勋爵说：“温斯顿经常是带着有色眼镜看世界……他一点也不了解普通百姓的生活。他从来没有坐过公共汽车，只坐过一次地铁。”与此相反，工党的领导人在1945 年的选举运动中却比较明智。他们提出了符合选民情绪的重要的改革纲领。他们向选民许诺，将在英国经济的许多重要领域内实行国有化，彻底改革社会保险制度，大力进行民用住宅建设。

    他们保证，战后将全力保持在战争中形成的美英苏联盟，工党在选举运动中的作风也与保守党有很大差别。丘吉尔坐专车到全国各地竟选，前去参加集会时总是坐着豪华的敞篷汽车。工党领袖艾德礼则是和妻子一起坐一辆旧汽车，从这一城市跑到另一城市。“他为人沉着、稳健，没有一点特殊化，在整个选举过程中态度很谦虚。”他的朴实的演说和丘吉尔自命不凡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因而使工党在选民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对丘吉尔来说，他毫不怀疑选民们对他的评价。许多选举预言家之间的分歧，仅在于保守党在新议会中所占多数的大小。比弗布鲁克认为，丘吉尔的多数最少将是100   席。不仅丘吉尔，就是艾德礼也相信保守党将在下院占多数。

    美英苏三国政府首脑的波茨坦会议，是在英国大选揭晓以前开始的。因此，丘吉尔是带着以重新当选的胜利姿态前去赴会的。他在会上表现得十分活跃。在会议期间，三大代表团轮流设宴款待其他两方。先是美国开始。轮到英国的时候，丘吉尔做为东道主，他不仅为美苏代表团祝酒，而且还当着众多外国贵宾的面，别出心裁地为“反对党领袖干杯”。这使艾德礼和在座的人都感到莫名其妙，这显然是向反对党示威！

    7   月23 日晚上，在波茨坦三国首脑会议上，轮到他举行最后一次宴会。

    丘吉尔认为，这是双喜的日子，一是庆祝战胜德国法西斯的胜利；二是预祝重新当选首相的胜利，因此规模要搞得大一些。他把三个代表团的所有成员都邀请赴会。宴会开始后，他请杜鲁门总统坐在他的右边，请斯大林元帅坐在他的左边。会上有许多人讲话。这天斯大林看到丘吉尔如此兴致勃勃，也十分高兴。他手里拿着一张菜单到餐桌的四周去请许多在座的人签名。丘吉尔从来没有想到斯大林竟然是搜罗他人签名笔迹的收藏家。当元帅来到首相这里的时候，他按照客人的愿望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宾主彼此相顾而笑。这时，丘吉尔用盛红葡萄酒的小玻璃杯为元帅和自己各斟了一杯，双方对饮而尽，并且彼此用赞赏的眼光注视着对方。停了一会，斯大林说道：“下次会议我们将在东京举行。”丘吉尔也十分有把握他说：“对，我们一定会在东京会面。”英国大选到7   月5 日结束；但是，选举结果一直到7   月26 日才能揭晓，因为要从世界各地的英国驻军中拿到选票。会议过程中，为使丘吉尔能够回到英国去听取选举结果，经杜鲁门和斯大林商量，决定会议暂停几天。丘吉尔离开波茨坦时声明说，他相信自己是会回来的。丘吉尔的私人医生莫兰把行李留在柏林，他以为过一两天就将和丘吉尔一起回来。丘吉尔安排在选举揭晓那一天，在伦敦的家里举行小型宴会，以庆祝保守党的胜利。

    7   月25 日，丘吉尔携女儿玛丽飞回伦敦，克莱门蒂娜前来诺索尔特飞机场迎接自己的丈夫。这天晚上丘吉尔同家人美美地吃了顿“预祝胜利”的晚餐。

    丘吉尔身边的工作人员已为第二天选举结果的揭晓作好了一切准备。保守党总部最后的估计是，他们将“结结实实地保持一个多数”。丘吉尔对“稳操胜券”也抱有绝对的信心。他相信英国人民将愿意他继续工作，所有的政敌都不是他的对手。这天晚上丘吉尔就怀着这样的美意睡着了。但是，在快要天亮的时候，他突然感到身上被戳上了一刀似地猛醒过来。他的全部心思被一种刚刚冒出来的下意识信念所紧紧抓住：“我们失败了。过去许多重大事件压在我肩上的重担——为了挑起这副重担，我一直倚靠着一种内心里的‘飞行速度’来维持平衡——现在就要解除，而我也快将失去重心而跌倒了。缔造未来的大权将非我所有。我所积累起来的知识和经验以及我在这么许多国家中所树立的威望和良好关系都将归于幻灭。我瞻望前景，感到不满，转过身去，立即又睡着了。”第二天早晨丘吉尔醒来已是9   点了。当他走进地图室，大选的初步结果已经开始报告，这些结果对保守党极为不利。到了中午，局势已经明朗，工党将获得多数。在午餐的时候，克莱门蒂娜对丈夫安慰道：“表面不利，也许福在其中。”丘吉尔苦笑道：“目前看来，这外表还装得挺像样呢！”这次选举结果完全出乎丘吉尔的意外，工党在下院得到393   席，而保守党及其追随者一共才得到213   席。这对丘吉尔们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当他得意洋洋地享受着胜利的英国人民领袖的盛名时，当他的威信似乎已达到顶峰时，而选民们却抛弃了他和他的党，参加过7   月26 日那个原定“庆祝胜利’’午宴的弗吉尼亚·库斯证实，丘吉尔得知选举的结果之后，悲痛万分。

    他坐在那里呆若木鸡，甚至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的女儿流了眼泪。

    丘吉尔永远不能理解，也不能原谅英国人民在1945 年选举中对他的冷遇。他认为，抛弃保守党和他的政权，是英国人民最大的轻率之举。丘吉尔在长达六卷的战争回忆录中，对此还责备英国人民，书中引用了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话：“对自己的伟大人物不怀感恩之情，是强大民族的一个特点。”丘吉尔受刺激最大的是，士兵投票反对保守党，而当时他一直认为在战争年代自己是他们的伟大的军事领袖。对此，作家哈夫纳说得好：英国需要丘吉尔去领导反对德国的战争。但是，英国人民对他所有的赞美和感激，仅仅是因为他领导了反德战争，而不是希望他去策动反苏战争，更不希望他去开倒车。

    关于丘吉尔在唐宁街10 号召开的最后一次政府会议，艾登做了如下描述：“7   月27 日中午，丘吉尔召集了内阁告别会。这是一个相当阴郁的场面。

    当会议结束，我走向门口时，温斯顿让我留下，我们单独坐了半个小时。他情绪不佳，很可怜……他说今天的事真让他受不了。痛定思痛，反而更加痛苦。他觉得事情对他太残酷了。他对我说：

    ‘30 年来，我的生活一直和这间办公室联系着。今后我永远不会坐在这里了。你是会的，我是不会了。’”丘吉尔不能返回波茨坦了，7   月26 日，他怀着沉痛的心情发表了下面的《告全国人民书》：

    “英国人民的决定已经记录在今天公布的选票中。因此，我已卸下你们在阴暗的时期交给我的职责。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机会完成对于日本的工作。然而这方面的一切计划和准备都已做好，而且结果的来临可能比我们目前所预料的要快得多。国内外无限的责任落在新政府的身上，我们大家应该希望他们成功地担负起这个责任。

    “现在唯有向在危难的岁月中我曾为之服务过的不列颠人民表达我深厚的谢忱，以报答他们在我工作中所给我的不屈不挠的支持，以及对他们的公仆所表达的许多厚意。”目前丘吉尔面临的问题是下一步怎么办。许多接近丘吉尔的人士认为，他应该退出政治舞台，在晚年享受他在战争年代所赢得的荣誉，而不应该满足于在下院担当次要的反对党领袖的角色。此外，当时议会需要决定的，已经不是战争年代中的巨大问题，而是和平建设时期的日常工作和社会经济问题。但是、丘吉尔从来没有把这些问题放在心上。还是在战后最初的一些日子里，当丘吉尔领导过渡政府时，他就和莫兰说过：“没有战争，我感觉很孤独。”丘吉尔的许多朋友劝他离开议会，去编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这些劝告是真诚的，但也并非完全如此，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希望摆脱丘吉尔。

    因为他作为保守党的领袖在1945 年选举中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这些错误是造成竟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丘吉尔并没有听从这些劝告，他不承认自己已经彻底失败而永远退出政治舞台。如果他离开保守党的领导岗位和议会反对党的领导岗位，那么他再也不能做首相了。这时丘吉尔已经年满71 岁，但他自我感觉良好，并相信一定会返回唐宁街10 号。他说：“工党政府下会永久存在，上帝保佑，在我们返回之前，国家不要遭受更多的损害。我们应当回去。我们一定回去，这是必然的，就像太阳明天必然会重新升起一样。”丘吉尔采取这样的决定以后，他在议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千方百计地破坏工党政府的威信。他对工党政府的谴责是从两方面进行的。他断言，工党政府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完全不是为了社会需要，而是为了满足对特定的社会主义学说的信仰。他预言，工党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英国经济不可避免的破产。

    同时，丘吉尔还到处兜售反苏**的“冷战”演说。从1945 年底到1946年初，丘吉尔在美国度过了几个月。在那里，他会见了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院领导人以及其他活动家。通过这些会见，丘吉尔打算发表世界政策演说，并确定了演说的总方针。2   月10 日他和杜鲁门总统商量了演说的基本内容。

    丘吉尔在佛罗里达州疗养地住了几周，在这里修改并完成了自己的讲稿。1946年3 月5   日一切准备就绪，他和杜鲁门一起去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城，在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奠定了“冷战”的开端。

    可是，这些活动还没有用完丘吉尔的全部精力。他还用了很多时间去画画，并把自己的画送到皇家美术院展出。他对农业也很感兴趣。丘吉尔在恰特韦尔附近买了500   英亩土地，建立了牧场。尽管他已年迈，但他迷恋于赛马，他养的赛马虽然算不上第一流的，但也相当出色。

    在他所有的工作中，最主要的是撰写六卷本的长达数百万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丘吉尔曾说过，他在当首相时就已开始准备创作这部书。

    他吸取了《世界危机》一书的全部经验。丘吉尔以前做过张伯伦政府的大臣，以后又当首相，他搜集了他所经手的所有主要文件的抄本。他喜欢把自己所想的事情写成文字，对许多问题都写成便条、备忘录和手令。他和罗斯福、斯大林的来往信件，不是做为政府官方文件而是作为私人信件形式，这些抄件都被他仔细地收藏起来了。所有这些文献和其他补充材料都集中到丘吉尔手中，并成为他写作的基础。按照丘吉尔的传统习惯，他不是写，而是由他口述，别人记录。他每天分两班工作，大约每天口述8000 字到9000 字。

    同时，丘吉尔大登广告，宣传这本书即将出版。《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一书的稿费大大超过了丘吉尔以前得到的全部稿费。美国和英国的杂志竞相争取得到首先连载丘吉尔著作的权利。据说美国《生活》周刊花了将近200   万美元购买了这个权利。如果再加上其他出版机构和许多国家以六卷本出版的稿费，合在一起是怎样一笔巨款呀！1965 年《星期日泰晤士报》写道：

    “20 世纪很少有人比丘吉尔拿的稿费还多。”有一次，一个出版商问起丘吉尔是否同意把自己的著作交给他出版，丘吉尔答道：“我不是写书，而是积累财富。”在丘吉尔看来，历史不过是叙述以默默无闻、无所作为的人民群众为背景进行活动的善良或凶恶的英雄们的事迹。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他就是以这种观点写的。显然，事件的中心人物就是丘吉尔自己。给人们的印象，似乎他就是历史事件的中心人物，就是世界历史的中心。在战争年代里，所有正确的明智的决策，首先是他的功劳。所有错误和失败，都被解释为由于希特勒的狡诈，或被解释为由于英、美、法和其他国家的国务活动家的愚蠢或外行。尽管如此，丘吉尔的著作仍披露了大量的历史文件和事实，对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一定的帮助；也正因为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获得了诺贝尔奖金。

    在离职的这些年里，丘吉尔在战争后期变得衰弱的身体明显地好转了。

    正如G   ·佩林所指出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渴望复仇而使他的精力充沛并勇气十足。但是岁月无情，他青年时所爱好的各种运动渐渐地和他疏远了。可他仍是壮心不已。丘吉尔的主要目标是恢复自己和自己政党的政权，“改变1945年选民们对他的判决”。

    然而，年岁不饶人，丘吉尔终究是老了，犹如夕阳西下。正是：金井梧桐一叶黄，珠帘不卷夜来霜；燕知社日辞巢去，雁折芦花过多乡。欲知丘吉尔晚年生活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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