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目录 第四章 沉沦与浮起

(88106 www.88106.info)    走投无路心迷离，绝处逢生返政坛；

    平步青云得意时，却闻亲人噩耗传。

    1925 年春天，戈林夫妇带着意大利人留给他们的耻辱，回到了卡琳的故乡。在走下火车的一刹那间，戈林的呼吸似乎都要停止了。斯德哥尔摩——这个给戈林的生命之旅增添了最浪漫的一章的城市，今天仿佛在告诉戈林，这是他人生的最后归宿所在。但戈林内心的一个念头却在顽强地挣扎，一个声音在不断地响起——“不，我决不向命运低头，我绝不承认失败，这不是我的归宿，我的归宿在德国。”

    卡琳却没有想那么多，她兴奋异常，因为自己就要见到慈爱的父母和日思夜想的儿子——小托玛斯了。戈林夫妇搬到了一个比当年的居所要大一些的公寓里，紧挨着当年卡琳与尼尔斯注过的房子。卡琳见到父母之后，十分激动，自然免不了唏嘘一番。当看到她的小托玛斯已经长得与她差不多一般高的时候，不禁又是一阵惊喜。

    卡琳家人最初因团聚而带来的喜悦，很快为惊讶所替代。他们发现卡琳当年狂热地爱着的那个来自莱茵河畔的英俊潇洒的“白马王子”，已同当年判若两人。他已经变得肥胖臃肿，而且目光有些呆滞，神情时常恍惚。过了一些天，他们又领教了他的变得暴躁的脾气。卡琳的家人哪里知道，戈林现在已经是一个每天都要注射吗啡的瘾君子了。

    戈林在1923 年11 月的啤酒馆政变中负伤后，为了减轻他的痛苦，医生曾在治疗过程中，给他注射了大量的吗啡。尽管在当时，这给戈林带来了暂时的轻松，但也给他的后半生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其后果大概也是使用这种药物的医生所始料不及的。作为一种止痛的药物，吗啡的作用是很明显的。

    但是如果长期注射这种药物，就将成瘾，并无法停止使用它。而这时使用的目的已绝不是为了治疗疾病，完全是为了满足一种病态的需要，这种人也就成为吸毒者。注射吗啡，会使中毒者在当时产生幻觉，感到精神亢奋，想象力受到激发，变得思维敏捷、口齿伶俐。但是，吗啡的作用消失之后，在注射者身上便会出现四肢无力、疲乏嗜睡，甚至意识模糊等现象。更有甚者，吗啡中毒者会由于在注射药物时受到的巨大的刺激，产生一种在医学上被称为“奇特虚荣”的思维方式，往往表现得自负、狂妄和贪婪，做出一些常人感到可笑和难以置信的事情。如果知道了吗啡中毒者的症状，人们大概就不会对戈林在日后的生活中表现出的种种病态的行为，感到困惑不解了。

    在回到斯德哥尔摩的最初的几个月里，戈林一直沉浸在痛苦之中。在意大利的失败的遭遇固然是对戈林病态的虚荣心的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最令他难以释怀的还是在德国的那些过去的“战友”和“同志”好像把他给忘了，德国此时似乎已不是他曾经为之战斗并流血的祖国，而是一个与他毫不相干的国家。戈林在回到斯德哥尔摩后，曾给希特勒写过一封信，请求希特勒同意他在冲锋队解禁后，仍然担任冲锋队的队长。但希特勒在回信中不无轻蔑地告诉他，关于冲锋队未来队长的人选问题，是元首的事，请地不必费心挂怀。接到希特勒的信后，戈林怒火中烧，又给希持勒写了一封信，追述了他为党所立下的汗马功劳，并提请希特勒注意，“党对我还负有债务”。所谓的“负有债务”，是指戈林刚刚加入纳粹党时，由于卡琳与戈林正式结婚，卡琳的前夫将一些财产归还给她，戈林便将其中的一笔数目较大的现金借给了当时资金紧张的纳粹党。当时，希特勒答应在党的财务状况好转时，应当将这笔钱归还给他。事隔多年，也许希特勒早已忘记了这桩事情，或者是干脆装聋作傻，故意不想再提这件事，但戈林却没有忘记。不久，戈林在给买下他在慕尼黑奥伯门青别墅的纳粹党徒拉尔上尉的信中愤愤不平地写道，“纳粹党以十足的残忍和无情”把他给毁了。他还说，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它竟没有表现出一点的同情和同志的情谊”。他劝拉尔说，不要对纳粹党中虚伪的“民族主义圈子”和“元首周围那些唯命是从的工作人员”抱有太多的幻想，他现在“对元首的崇拜已不复存在……尽管我给元首写了信，但我从那里得到的只是空洞的安抚之辞，我连一个芬尼都没有从鲁登道夫和希特勒那里得到”。

    由于注射吗啡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戈林夫妇的钱很快就要用光。戈林知道不能坐吃山空，便开始寻找工作。最后戈林在斯德哥尔摩的北方航空公司找到了一份飞行员的工作。但是仅仅干了几个星期，他就又回到了家里。

    这主要是因为在飞行时，他的毒瘾时常发作，实在太危险了。在公司尚未发现之前，戈林自己就辞了职。而这时卡琳又因肺结核和心脏病住进了医院。

    万般无奈之中，戈林只好将家中的一些家具卖掉。为了帮助卡琳治病，卡琳的姐姐把自己的钢琴也卖掉了。此时的戈林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穷困潦倒中，戈林的身体状况变坏，精神状态也越来越不好。有几次，他不仅对卡琳破口大骂，而且还动手打了她。还有一次，戈林推开窗户，对卡琳威胁说，他要自杀。卡琳吓得浑身发抖，小托玛斯哭喊着：“妈妈，就让他跳下去吧。”事后，戈林尽管十分懊悔，但他也深知，在毒瘾发作的时候，他的行为是难以用理智控制的。家庭医生弗勒德斯特伦劝告戈林说，他必须去医院进行治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925 年8 月6 日，戈林来到挪威的阿斯普顿的私人疗养院，接受戒毒治疗。

    在一段时间里，戈林的病情得到了控制。他甚至给在挪威度假的卡琳的一个女友写信，表示要去攀登阿尔卑斯山，以期“恢复以前的健康和体型”，“焕发从前的精力和热情”。但就在写过这封信后不久，戈林旧病复发，而且病情日趋恶化。实在没有办法，卡琳只好将他送进了一家精神病院，并在一份文件上签了字。在瑞典的隆布尔精神病院中，至今还保存着戈林的病历。

    病历中记载：

    病人姓名：赫尔曼·戈林。

    职业：德国空军上尉。

    病因：注射吗啡和优可达（一种鸦片的提炼物）。

    病人自述：在德国希特勒党内身居要职，因参加暴动，腹股沟受伤。逃至奥地利后，在治疗伤病的过程中，被大量注射吗啡，成为吗啡中毒者。

    病状：在阿斯普顿疗养过程中，病人表现出狂暴的停药症状，已无法继续治疗；病人自称要自杀，要像一个男子汉那样地死去，要切腹自杀，以及其他精神病症状。经其妻子同意，将他强行关押。自9 月11 日晚入院后，在服用天仙子碱后，可以正常睡眠。但药力过后，病人极为狂暴，并要求给他服用优可达解除痛苦。清醒时，神智言语正常。言称要找其律师，认为受到了严重的虐待。

    在后来的岁月里，戈林每当想起在精神病院中的日子，就不寒而栗。他清楚地记得，在当时他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看到卡琳绝望的表情时，似乎觉得自己已经走入了一个永远也无法走出的深渊之中。当他被送进一个单人病室中时，那几个送他进来的医生和护士的眼神，分明是在无声地提醒他：

    你的一生已经完结。他大声地向医生叫喊着：“我不是疯子，我没疯！”他努力使神智保持清醒，拼死拒绝用于建立精神病档案的拍照。

    这一痛苦的经历大约历时有一个月之久。经过检查，排除了戈林患有精神病的怀疑。

    10 月7 日，戈林终于通过了医生的全面检查，出院了。临走时，他要求主治医生乌洛尔·金伯格教授写下如下一份证明：

    兹证明赫尔曼·冯·戈林上尉在自己的要求下入隆布尔医院治疗，入院时和入院后均无精神病症状；出院时一切正常，亦无任何精神病的症状。特此证明。

    隆布尔医院1925 年10 月7 日乌洛尔·金伯格教授（签名）

    戈林在得到这份证明时，欣喜若狂，简直就像当年他得到那枚“蓝色马克斯”一样。他不再感到绝望，生活重新向他招手，命运又仿佛露出了一丝微笑。他向卡琳说，他要站起来，要获得他努力争取的一切。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戈林出院后，托玛斯经常到他妈妈的小公寓里来，“戈林叔叔又变得有趣了”，他对他的父亲尼尔斯说。但尼尔斯仍告诫小托玛斯，不经他的同意不许往卡琳那里跑。托玛斯为了避开父亲的监视，开始逃学。学校将托玛斯学习成绩日渐下降的情况通知了尼尔斯，为此尼尔斯向卡琳提出了警告。卡琳大为恼火，认为尼尔斯吹毛求疵，企图剥夺小托玛斯与她见面的权力，遂向法院起诉，要求获得小托玛斯的监护权。尼尔斯也不肯善罢甘休，他委托了一个私人侦探，找到了戈林吸毒的证据。经过几个月的调查，法院终于判定戈林与患有癫痫病的卡琳不适宜管教托玛斯，驳回了卡琳的上诉。卡琳不服法院的判决，准备继续上诉。

    在再次上诉之前，卡琳请求戈林进行彻底的治疗。无奈，戈林只好又一次走进了隆布尔精神病医院。医院在他入院的病志中记载：“病人病情减缓，但情绪波动大，以自我为中心，敏感，后背痛。”经过了几个月的治疗，戈林又获得了这样一份证明：

    应住斯德哥尔摩市厄登加坦23 号的赫尔曼·戈林上尉本人的要求，本院为他进行了停用优可达的戒毒治疗。病人于1925 年5 月4 日入院，6 月5 日出院。出院时，病人已完全停用了上述药物，也没有用任何鸦片衍生物的情况。以名誉和良心证明。

    8 月末，卡琳就孩子的监护权问题上诉，戈林也给法院写了一封信，言及他以前的地位和战时的“英雄壮举”，并声称愿意接受任何医疗和精神病的检查。但是，法院仍驳回了卡琳的上诉。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戈林在斯德哥尔摩的社交界销声匿迹。他在德国的同情者为他找了一个为拜尔发动机厂在斯堪的纳维亚推销飞机发动机的工作。在无聊和失意中，戈林又度过了一段时光。但无论如何，戈林对德国的事情也不能忘怀，可惜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他在德国的“同志们”早已将他忘记，他的党员资格也被取消。一些曾经与他共过患难的党内上层人物，对他在政变失败后的行为不肯原谅——只有他一个人在国外寻欢做乐，而别人，包括元首在内却在坐牢！戈林有苦难诉，他知道他在这些年的流亡生涯里，由于纳粹的缘故所遭受的一切，只有在他回到德国，见到希特勒才有可能当面分辩得清。1927 年1 月，戈林在瑞典的托恩布拉德自动降落伞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不久他又获得了在德国销售的特许权。这佯，戈林就要回到阔别3 年多，令他魂绕梦牵的德国了。

    戈林感到遗憾的是这次卡琳无法与他同行，因为日益严重的心脏病，卡琳被医生告诫，只能静养，不适于远行。当戈林乘坐的火车徐徐离开斯德哥尔摩车站时，卡琳倒在了她姐姐范妮的怀里，尔后被送到一家医院抢救。戈林和卡琳都以为这次是他们的永诀。

    在一个寒风萧瑟的冬日，落拓潦倒、囊空如洗的戈林回到了柏林，没有人迎接，没有人问候。狼狈不堪的戈林思忖再三，决定去罗姆那里。尽管卡琳对戈林这位粗鲁并具有同性恋僻好的伙伴一直极为反感，但他实在无处可去，只能去投奔昔日的伙伴们。里希特霍芬中队的老兵们居然在戈林没有在场的情况下，借口戈林的战绩并没有得到证实，将他排除在老兵协会之外。

    罗姆将戈林安排到音乐家施特雷克那里。施特雷克让戈林睡在客厅的沙发上，每天早晨在女佣打扫房间之前起床。在施待雷克那里小住了几天之后，戈林才下决心动身与希恃勒见面。

    戈林第一次与希特勒见面，希待勒对他这位昔日的助手并没有表现出多少热情，只是劝他先在柏林的社交界站庄脚，其他问题以后再说。戈林在希特勒处仅仅呆了一会儿，希特勒就借口还有事情，将他给打发走了。戈林回到施特雷克那里，向主人表示了谢意，就在柏林的库菲斯腾大街的一家饭店租了一个房间住下。

    在这一时间里，戈林与一位名叫保罗·克尔纳的年轻人交上了朋友。这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戈林只甲三言两语便赢得了他的好感和崇拜。此后，这位富有的花花公子便成了戈林的司机和秘书，他每天用自己的汽车将戈林送到各处去推销降落伞。纳粹党那里对戈林的到来仍然保持沉默，戈林似乎对回到纳粹党中已不像在瑞典时那样急不可耐。他在给卡琳的几封信中，都流露出要在平凡中了此一生的念头。卡琳透过戈林来信的只言片语敏感地意识到，她的这位郎君肯定又犯了毒瘾，否则不会这样自暴自弃。卡琳心急如焚，但又不能到德国去，因为她的心脏病越来越严重，医生告诉她，她的病情几乎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尽管在这种病魔缠身的情况下，卡琳对远在德国的戈林仍然关怀备至，并尽了最大的努力给他以帮助。她几乎每周都要给戈林写一封信，让他将情况如实地吉诉她。戈林确实如卡琳所想的那样，他的毒痛又一次复发。虽然，戈林也曾为战胜毒魔做出过努力，但是他失败了。在他离开瑞典还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又一次陷入可怕的深渊之中。9 月，戈林回到了瑞典，再次因“滥用吗啡，每日剂量40～50 毫克”住进隆布尔精神病院，接受戒毒治疗。

    圣诞节前夕，戈林出院了。卡琳对戈林又是一番耳提面命，告诫他不能就这样认输，他必须与希特勒摊牌，让希特勒对他的事情真正重视起来。

    1928 年的1 月，戈林又回到了柏林。尽管戈林此时还以推销降落伞为职业，但他早已不把这项工作当回事。他密切地关注着即将开始的德国国会选举。

    戈林在纳粹党即将提出候选人的前夕，突然来到希特勒的办公室，要求与希特勒谈话。希特勒似乎对戈林这个自己当年的追随者怀有一定的内疚之感，因此答应了他的请求。戈林开门见山地告诉希特勒，他要作为纳粹党的候选人参加竟选。希特勒先是不肯，对戈林推说，由于他离党的时间太长，恐怕党内其他的人不会同意。戈林说，他对纳粹党的忠诚始终没变，将他从党内除名是一些妒忌他的才干的小人摇唇鼓舌的结果。他不承认将他除名这一事实，因为他比现在一些身居高位的纳粹党人对这个党的贡献要大得多。

    他为这个党流过血，曾经为这个党花完了手中的最后一个芬尼。在纳粹党创业之初，是他戈林将大量的钱借给了党，党现在不但不还他的钱，反而将他排除在党外，这太不公平了！如果党对他真的如此不仁不义，那么，他从此以后将不再来找希特勒了，但是，党必须偿还自1922 年以来所欠下他的每一个芬尼，否则，他就要上法庭，起诉纳粹党。希特勒见戈林怒目圆睁，口沫横飞，要跟他抗争到底，不禁也有些发憷。这并不是说他怕戈林对他怎么样，要知道他希特勒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但是真与戈林彻底闹翻，毕竟对他和纳粹党绝无任何好处。他也知道，戈林这个人的确是个什么都能干得出来的人。将他惹翻，真要是闹到法庭也是非同小可的。谁都知道，戈林曾经是他的冲锋队长，为他和纳粹党立下过汗马功劳，如果对他太不仁不义了，将使那些支持他的人和党内的一些与戈林有交往的人感到寒心。况且，现在戈林这人也不能说一点用处也没有，比起那个粗俗残暴、头脑简单的罗姆来说，戈林还算是一个有用的“人才”。希特勒又一想，此时如将戈林收服，在他最困难的时刻拉他一把，戈林这一辈子必将对自己忠心耿耿。况且早在与戈林相识之初，他就对此人颇有好感，否则又怎能在共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对他委以重任。戈林见希特勒缄默不语，以为希特勒被他激怒了，不由得有些后悔，暗暗埋怨自己不该把话说得这么绝。不料，希特勒和言悦色地对他说，自己对戈林一向是很信任的，只不过这些年来，他没在国内，在有些事情上就不可能对他照顾得很好，希望他不要介意。至于党籍的问题，希特勒不承认已将他除名，希望他别自寻烦恼。至于他要当纳粹党的候选人这件事，也是可以办到的，但前提是纳粹党在国会中得有七个席位，如果真的有七个席位，戈林就能得到一个。戈林听罢，反而惊呆了，他没有想到，事情会这么容易。他马上为刚才的冲动、失礼向希特勒道歉。希特勒却拍着他的肩膀说：“你知道，赫尔曼，我是一直信任你的，你能回到党内，为我们的事业工作，我很高兴。”戈林此时对希特勒感激涕零，并对希特勒表示，他将永远忠于党和元首。希特勒笑了，他知道，他这次为戈林所做的一切，不久就会得到加倍的回报。

    戈林欣喜若狂。他怎能不高兴呢？昨天他还是一个被那些势力小人踩在脚下的小人物，一夜之间，就成了一个深受器重的即将名利双收的大人物。

    戈林多少年来所孜孜以求的不正是这个目标吗？

    回到寓所，戈林先给卡琳发去一封电报，告诉她这个好消息，希望在大选的时候，她能在他的身边。然后，他又昏头昏脑地四处打听，想找一个“符合身份的”公寓。卡琳接到戈林的电报后，立即启程赶赴柏林。5 月17 日，身患重病的卡琳来到了戈林的身边。卡琳一到，戈林就把她带到了他新租的一个大公寓里，不无炫耀地将他与希特勒交锋的情况告诉了卡琳，在诉说中他又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对希特勒的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傍晚，戈林带卡琳到一家中国餐馆用餐。卡琳为她与戈林的团聚欣喜若狂。但她在欣喜之余，也不无担忧，她非常清楚自己的这位郎君的毛病，一旦有一点成功，就会得意忘形，所以又是一阵规劝。戈林对此不以为然，他固执地认为他的成功是个人的才干与魅力出众的必然结果。卡琳也知道，在这种时候，戈林是不会听进去任何劝告的。

    自从1924 年底希特勒出狱后，纳粹党的势力又有所恢复。尽管巴伐利亚当局禁止希特勒两年内在公开场合发表讲话，但希恃勒却利用他的组织才能，在此期间大力扩充纳粹党的势力。与此同时，希特勒又向掌管巴伐利亚大权的总理赫尔德表示，他与他的纳粹党今后将循规蹈矩，不再以暴力为主要活动手段，纳粹党的一切活动都将按照宪法条文的规定进行。赫尔德信以为真，在希特勒获假释不久，就对纳粹党及其报纸解禁。赫尔德对他的下属说：“这头野兽已经被制服了，我们现在不怕放松铁链了。”却不知，他与当时的许多政治家一样，都被希待勒制造的假象欺骗了。希特勒在出狱后，首先整顿了党的内务，将一直对他的地位构成极大威胁的鲁登道夫开除出党。然后，制定了纳粹党今后的方针策略。在一次会议上，希特勒宣称：“我恢复活动以后，必须采取新的方针。我们将不再企图通过政变来取得政权，而是要捏着鼻子进国会，与天主教议员和马克思主义者议员打交道。哪怕在选票上超过他们要比在武力上压倒他们所花的时间更长，至少结果能够得到他们自己的宪法的保证。任何合法的事情的过程总是缓慢的……迟早有一天，我们会得到多数票——下一步就是得到德国了。”

    在希待勒出狱后的3 年里，纳粹党的成员人数每年都有大幅度的增长。

    到1928 年，纳粹党的人数已达到10.8 万人，到1929 年，一下子就增至17万人。在当时的德国，纳粹党尽管仍然是一个小党，但是它的力量却在不断加强。许多大工业家和银行家对纳粹党也越来越感兴趣，大量的赠款源源不断地进入纳粹党的财务部门。而且，纳粹党纲领中的一些内容对于许多下层工人和农民还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得到了这些人的拥护。

    戈林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重新开始他的政治生涯的。

    1928 年，月20 日，德国大选开始。在全部的3100 万张选票中，纳粹党仅得到了其中的81 万张选票。但这个结果于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来说，已经算是一个不小的胜利了。纳粹党提出的12 个候选人全部当选。从此，纳粹党开始走上了通过合法途径夺取国家政权的道路。对于戈林来说，这更是天大的胜利！他再也不是一个无业的流浪汉、一个政治上的失败者，他现在是一个堂堂的德国国会议员了。再也不用为衣食无着而忧虑，再也不用对别人俯首帖耳，再也不必空怀政治抱负了。他又可以在铺着红地毯的豪华的饭店里就餐，更重要的是又可以尽情地施展自己的才能了，可谓“英雄”有了用武之地。面对着突然降临的这一切，戈林如同走进了梦境一般，只有身边的卡琳的忠告才能让他发热的头脑稍微降一下温。

    戈林迅即尝到了实际的好处。作为纳粹党的议员，他自然备受实业界的青睐。拜尔发动机厂的老板和亨克尔财团的董事长请他担任了“顾问”，每月戈林都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一大笔酬金。钢铁大王弗里茨·克尔纳在他担任国会议员不久，便命人送来了新公寓的装潢用品和新式的家具。但戈林并未满足，他向受雇的汉莎航空公司要求，在柏林专为他设一个办事处，同时支付一直对他忠心耿耿的保罗·克尔纳的工资。同时，他还雇佣了一个一流的秘书。开设办事处不到一年，汉莎公司的财务部门就发现戈林议员用去了公司的5 万马克。汉莎公司的老板米尔希此时已成为戈林的密友，他经常带着钱来找戈林，在戈林的地下车库将钱交给他。以上这些已很丰厚的收入，还不包括国会每月发给他的500 马克的薪水和作为党的讲演者由纳粹党支付的800 马克的酬金。

    戈林实在太忙了。卡琳在一封给她母亲的信中抱怨说：“我很少见到赫尔曼，每天一大早他就到办公室上班。我很少与他在一起吃午饭。他大多数是与许多邀请来的人或一些不速之客在一起用午餐。后来，他又开始组织一些展览会和各种委员会，更没有时间与我在一起了……每天后半夜的2 、3 点钟他才回到家中。噢，忘了告诉您，德国国会还没有开会呢……”

    戈林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他是纳粹党的议员。在捞到钱财的同时，他到处演说，发展新的党员。卡琳在日记中写道：“今晚他在柏林大学向各党派发表讲话，其中半数以上的听众是纳粹党员。我希望他有办法能把剩下的人全部拉过来。明天他还要到纽伦堡讲演。然后他去东普鲁士作为期10 天的演说。今天家中挤满了政客。”

    希特勒很快便发现了重新起用戈林的好处。他的经历、口才和风度，他的有着伯爵身份的妻子，对于完成希特勒所交给他的扩大纳粹党的影响和招收新党员的工作来说，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对于戈林的那种不要命的工作劲头，希特勒更是欣赏。由于在国会中戈林与**议员的斗争，在德国的大资产阶级的圈子里，他的影响明显扩大。其他纳粹党的议员对戈林的口才和“战斗精神”都很佩服，自愧弗如。鲁尔的煤炭大王威廉·腾格尔和钢铁大王蒂森与戈林的交往更是非同一般。见到这种情况，为了进一步拉拢戈林，汉莎公司的老板米尔希居然一次性付给戈林10 万马克，作为本届国会结束前该公司的“顾问费”，以帮助戈林“登上更显赫的社会地位”。

    戈林尽管是纳粹党的议员，但他从来也没有担任过纳粹党的党内职务。

    然而，凡是党内最重要的会议和决策，希待勒都要戈林参加。戈林对希特勒的赏识和重用感激不尽，更加卖命地为纳粹的壮大而工作。他白天在下层平民区中进行蛊惑人心的演讲，晚上又带着卡琳周旋于上流社会之中。戈林的工作收效极大。许多名门贵族的成员，在戈林的劝说下，都成了纳粹党的成员或是纳粹的同情者。戈林又凭借其战时的关系，在军队中也发展了许多新党员。就连霍亨斯陶芬王朝的奥威王子和艾特尔·弗里德里希也成了纳粹党的成员。奥威王子与戈林的关系极为密切，这位王子居然穿着冲锋队上校的服装，陪着戈林，到处进行下一届的国会竞选演说。

    戈林的演说很有市场，有时候听众竟达到二三万人。他的富有煽动性，但缺乏条理和理性的演说，对于那些文化层次较低的听众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对戈林的演讲风格似乎非常欣赏，对他所谈的道理，似乎更容易接受。戈林的演说每每以“我们将击败我们的对手”结束，听众对他这句牛吼般的结语，通常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在演讲时，戈林喜欢穿纳粹党人的流行装——褐色的衬衫，并将他钟爱的勋章“蓝色马克斯”挂在皮领带上。

    他好像不知疲倦，马不停蹄地奔走于法兰克福、普劳恩、曼海姆、马格德堡等地进行演说。在大选日益临近的日子里，戈林的演说充满了火药味，以至引起了警察的注意。8 月8 日，一位警察向其上司报告，戈林在慕尼黑科罗内马戏团剧场的演讲中，恶语中伤魏玛宪法和政府。这个警察在报告中写道：

    “他把外交部长叫做库丘斯那家伙，将内政部长称作是一匹跑得最慢的马。

    至于国防部长馏勒将军，他则讽刺说，迄今为止，格勒将军的战斗经验，只不过是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

    由于劳累过度，卡琳又病倒了。戈林将她送到泰根湖畔的巴特克罗伊特的医院治疗，自己则带着来德国探望母亲的小托玛斯，到处奔忙。

    1929 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给纳粹党又一次带来了发展的绝好机会。自1924 年以来，由于美英对法国的对德政策日益不满，各战胜国之间的矛盾加深。为了缓和矛盾，美英提出了关于德国赔款的“道威斯计划”。这一计划的主要内容是由各主要战胜国帮助德国实行货币改革，平衡预算，恢复德国马克的信用；规定德国每年偿付赔款的数目；法国和比利时从鲁尔撤军，由美国和英国向德国提供8 亿马克的国际信用贷款，用以帮助德国恢复经济，以保证战争赔款的偿讨。在国际货款之外，各战胜国在1924 年至1929 年，给德国的各种形式的贷款和投资已达326 亿美元。正是在美英的帮助之下，德国的经济很快恢复和发展起来。到1928 年，德国的重工业生产已经超过了一战前的水平。到1929 年，其工业生产能力已经超过了英、法两国。德国的经济一时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广大工人的生活也相对稳定起来。但是，德国的这种经济繁荣毕竟是建立在依靠外国资本的基础之上，因而也极容易为世界市场和国际经济所左右。与此同时，德国的垄断资本迅速发展起来。

    到1929 年底，拥有500 万马克的大企业占全德企业资本总额的40.4％，一些规模巨大的托拉斯和康采恩形成。受《凡尔赛和约》和“道威斯计划”的束缚，这些大企业在不同程度上都要受到外国资本的压制。大资产阶级越来越渴望能摆脱《凡尔赛和约》的束缚，扔掉赔款的包袱，同时也对魏玛共和国政权在对战胜国的赔款问题上的软弱态度越来越不满。尤其是鲁尔的大资产阶级，他们对在法、比入侵鲁尔地区时，魏玛共和国所持的妥协立场，更是耿耿于怀。他们对国内日渐高涨的由**领导的工人运动更是怕得要命，却又无能为力，他们将这一切的出现都归于共和国政府的无能。

    1929 年10 月24 日，美国纽约股票市场的股价暴跌，旋即引起了信用恐慌和金融危机。由美国的市场崩溃开始，一场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爆发。德国的战后经济由于完全是在依靠外国资本贷款和投资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在这场经济危机中首当其冲。德国的工农业生产一蹶不振，整个国民经济完全崩溃。成百万的工人失业，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破产。到1929 年末，德国的失业人数已达到了600 万。当帚特勒望着办公室窗外由于恐慌而茫无目的奔走的人群时，当看到街上为等候购买几片面包竟要排上几千米长的队伍时，竟然笑了起来。尽管他不知道这一次经济危机是如何发生的，因为他从来都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但他的确是懂得利用任何一次机会的政治家。希特勒在极端恶劣的经济形势中，看到了自己政治前程上的光点。他激动不已，简直可以称得上狂喜了。在给《人民评论》报撰写的文章中，他居然这样写道：“我一生之中从没有像这些天这样的舒坦过，内心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满意过。因为残酷的现实打开了千百双德国人的眼帘，使他们看清楚了欺骗人民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史无前例的欺骗和背叛行为。”他要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将德国人民对现实的不满和怨恨变成他能够利用的力量。

    为了抓住经济危机所造成的机会，纳粹党大大小小的头面人物都出动了。为在即将开始的大选中从其他党手中夺得选票，纳粹在全国各地举行了无数次集会和演讲大会。成千上万的失业工人和破产的中产阶级，此时对纳粹的宣传感到十分悦耳，表现出从未有过的狂热。于是，戈林更忙了。他到处宣讲纳粹动听的诺言——如果纳粹上台，希特勒就将使德国摆脱贫困，恢复强大和繁荣；将拒付该死的战争赔款，撕毁《凡尔赛和约》；肃清贪污，迫使金融巨头们（特别是犹太人）就范，让他们吐出一定数量的财富，帮助那些穷人；纳粹上台就意味着每一个德国人都有工作和面包。在当时德国经济一片混乱，人民生活异常艰难的情况下，纳粹的许诺无疑是很有蛊惑力的。

    希特勒也亲自上阵，他的演说充满魔鬼般的煽动性，对于那些刚刚达到选举年龄的年轻人来说，更是有着极大的诱惑力。

    希特勒仍没有忘记那位远在意大利的法西斯运动的先哲墨索里尼。在关键时刻，他派戈林又一次出使意大利。戈林尽管对那位意大利法西斯头子仍耿耿于怀，但他不能在希特勒面前表现出对墨索里尼的反感，因为有关他第一次出使意大利失败的真相，希特勒还一无所知，一直被蒙在鼓里。

    戈林这次出使意大利的境况已今非昔比。意大利国王将戈林夫妇捧若上宾，每天晚上都请他们坐在墨索里尼或国王的包厢中观看歌剧，出入则由意大利政府提供专车。墨索里尼对戈林的态度也与上次截然不同，他对戈林表示热诚的欢迎，并几次与他进行了会谈。卡琳在日记中称，戈林在意大利“见到了教皇和几乎所有的梵蒂冈要人”。但实际上，罗马教皇根本就没有见戈林，只是派了一个低级官员朱塞佩·皮扎罗与他见了面。戈林在意大利逗留了3 个星期，回来后给希特勒带回了墨索里尼的问候和亲笔签名的照片。这次意大利之行，终于使戈林山了一口积在胸中几年的闷气，同时也使他对意大利人的势利、对世态的炎凉，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戈林和他的同伙们四处摇唇鼓舌，紧锣密鼓地为取得大选的胜利作准备，而且形势也对他们越来越有利。

    1930 年9 月14 日，大选结果揭晓，纳粹党大获全胜。纳粹党的头目们都目瞪口呆了。就连希特勒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纳粹党在两年前仅得到81 万张选票，在国会中得到了12 个席位。但这次选举，纳粹党居然得到了649 万多张选票，这样纳粹党就可以在国会中取得107 个席位。在大选开始的时候，希特勒预计纳粹党得到的选票可能会增加3 倍，在国会中可以得到50 个席位。可结果却是不敢企求的奇迹发生了，纳粹党由在国会中排名第九的最小的党，一跃成为排名第二的大党，这样的结果怎能不令纳粹党徒喜出望外！

    希特勒在惊喜之余，也有不开心的事，那就是**的势力也在增长，它的选票也由326 万张增至459 万张，在国会的席位增至77 个。他意识到尽管在纳粹党夺取政权的道路上障碍重重，但对纳粹党来说，那些软弱无能的中产阶级的政党，此时已对他构不成真正的威胁，只有**才是纳粹的最有力的竞争对手，击败**仍是纳粹的头等重要的任务。

    通往政权的道路已经开通。但希特勒深知，最后要在德国的政治舞台上站住脚，还得靠枪杆子——军队。而德国陆军对纳粹的态度一直让希特勒忧心忡忡。直到1927 年，德国陆军还在军内颁布了一个禁止征召纳粹党人参加军队的命令。此后，又下达了一个禁止纳粹分子在军火库和兵站从事文职工作的指示。但是到了1929 年，经过多年的努力，纳粹在军队中的影响已经有所扩大，尤其是一些年轻军官，他们对纳粹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它宣称的恢复德**队往日的强大和荣誉尤为感兴趣。因为受《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德国的军队只能保持在区区10 万人的数目之内，对于那些日夜渴望荣誉和提升的年轻军官来说，前途只是一句空话。希特勒早已注意到这一事实，并决心将纳粹的影响扩大到军队的上层。1929 年3 月15 日，希特勒曾经就德**队对德国纳粹党的态度发表过一个讲话，他在这个讲话中，极尽拉拢之能事。他说：“从事破坏的政党是没有前途的，拥有人民的力量、准备和愿意同陆军联合起来，以便有朝一日协助陆军保卫人民的利益的政党才有前途。

    而在另一方面，我们至今仍看到我国陆军的军官还在煞费苦心地考虑能与社会民主主义合作到什么程度。可是亲爱的先生们，难道你们真的相信，你们同那个以促使陆军赖以存在的一切基础归于解体为宗旨的哲学有任何共同之处吗？”

    他还别有用心地说，军队现在所支持的共和国，就是导致德**队在战场上失败的主要责任者，就是它在背后戳了陆军一刀，使德**队沦落到如此地步，使德**人在世界面前丢了脸。他还警告说，如果纳粹党被马克思主义党战胜了，那么，“对于德国陆军，你们就可以与下：‘德国陆军的末日’。因为到了那一天，先生们，你们就必须成为政治的工具……你们到了那时就可能成为那个政权和政治委员的刽子手，如果你们不听活，你们的妻儿将被囚禁。如果你们不听话，你们就会被一脚踢开，也许站在墙前就刑……”

    针对纳粹党在军队中的影响日益扩大的情况，担任国防部长的格罗纳将军于1930 年在军队中，又发布了一个类似于1924 年西立克将军的警告的谈话。他说，纳粹党一心想夺取政权，“因此而讨好国防军，他们只是为了利用国防军来实现他们夺取政权的政治目标，他们企图让我们相信，只有纳粹党才是代表真正的民族力量的政党”。他还要求，德**队必须超脱于政治之外来为国家服务。

    但是，许多下级军官对格罗纳的禁令置若罔闻，依然参与政治活动，并与纳粹分子打得火热。

    1930 年春，乌尔姆的三名年轻尉官由于在军营内宣传纳粹的理论，并劝说其他军官在纳粹起事时，不要向纳粹党人开枪，被军事法庭起诉。但是三名军官中的施林格中尉却将他们的事情写成文章投到《人民观察家报》，从而使格罗纳将军不将这件事传到军队外的打算落了空。同年9 月，莱比锡的最高法院对这三名年轻军官以叛同罪公审。两位著名的纳粹律师汉斯·弗朗克和卡尔·沙克博士为这三名军官进行辩护。这件事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注意。在法庭上，最引人注目的不是三名被告，也不是律师，而是作为证人出庭的希特勒。证人席成了希特勒向全国宣讲的论坛。希特勒在发言中，充分施展了他的巧舌如簧的演讲才能。他向军队和法庭保证，纳粹党从来就不反对德国的军队。他说：“我一直就抱有这样的看法，任何要想取代陆军的尝试都是发神经病，我们没有一个人想取代陆军……

    我们将努力做到，在我们执政之后，以目前的国防军为基础，一支伟大的德国人民的军队将会兴起。”他还再三向法庭解释，纳粹并不想进行什么武装叛乱，只想通过合法的手段来取得政权。这三位军官如果期望纳粹进行什么武装叛乱的话，这是他们自己理解上的错误。言外之意，这起事件与希特勒及纳粹党没有任何关系。在被告席上的三名军官闻听此言，几乎惊呆了，就连参加旁听的一些纳粹的中坚分子也糊涂了。这番话与“元首”平时所说的话完全不一样，简直就像另外一个人在讲话。而戈林却对希特勒的话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这正是戈林多少年来心中一直想说的话。然而，没人知道，希特勒的活并不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只不过是一个精彩的谎言。他的这番话虽然是对在场的人说的，可他心中的听众却是大多没有出场的德**队中那些一直对他和纳粹党抱有敌意和戒备心理的上层军官。为了达到目地，出卖几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又有什么可惜的呢？

    同时，希特勒也明白，弄不好，上面那番话也会使他失去一大批党内要求采取暴力行动的党徒的支持。因此，他趁法庭庭长询问他在1924 年啤酒馆政变时所说的“让人头落地”的话，与今天的话是不是有些矛盾时，希特勒向法庭庭长说：“我可以向您保证，当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取得胜利的时候，届时将会有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法庭。那时1918 年11 月革命的罪人将会受到报复，人头将会落地！”在场的纳粹分子们对希特勒的这番话报以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以至庭长不得不对希特勒发出警告。但是包括庭长在内的法官们却没有一个人对希特勒的话提出异议。在庭长问到他所说的民族革命是什么意思时，希特勒说：“这仅仅指的是，拯救我们今天被奴役的德意志民族。德国的手足受到和约（指《凡尔赛和约》）的束缚……纳粹党并不认为和约就是法律，而是用强制的办法加在德国身上的东西。如果我们尽一切力量反对这些条约，我们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希特勒的话使在场的一些陆军军官感到十分满意，因为这是自《凡尔赛和约》签订以来，一直深藏于他们内心的想法。许多军官甚至在想，原来我们误会了纳粹党人，他们竟是我们的同路人。这次法庭审判，由于希特勒的证词，三名青年军官被以叛国罪叛处了一年半的徒刑。希特勒却大获全胜。自此，德**官们对纳粹党的态度大大转变。正如后来担任纳粹德国最高统帅部作战局长的约德尔将军。在纽伦堡审讯中谈到这件事时说：“在此以前，高级军官都认为希特勒企图破坏陆军，而在此以后，我们就放心了。”那位在啤酒馆政变时主张全力镇压，并将之付诸行动的西立克将军，在1930 年当上国会议员后，开始公开与希特勒合作，在1932 年，他还让其姐姐在总统选举投票时，不要投他的老上司兴登堡的票，而投希特勒的票。

    在希特勒用巧妙的手法将军队的上层人物安抚往之后，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要使德国大资产阶级完全成为他的支持者。这个任务早在两年前他就已经布置给戈林了，并且收到了满意的结果。现在，他要亲自出马，当然，也要借助戈林夫妇建立起来的广泛的社会关系网。他在莱比锡审讯案结束后，立即把戈林找来，两人就广泛争取实业界的支持的问题谋划了一番。此后，戈林穿针引线，先后为希特勒介绍了一批各个行业的巨头，其中有德国的煤炭业大王寇道夫，钢铁大王、戈林的密友蒂森，德国联合钢铁公司的董事长伏格勒以及一些大公司的主要股东和银行家。一些开始对纳粹党并不感兴趣的工业巨头，在此后不长的一段时间里，在戈林和希特勒的努力争取下，也投入了纳粹的怀中，如德国的大电气公司西门子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的老板和军火大王克虏伯等人。尤其是克虏伯，他在最初是激烈反对纳粹党的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用钢铁大王蒂森的话说，他就变成了一位“超级纳粹”。

    这些人手中的金钱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入纳粹的金库中，成为纳粹夺取德国政权的主要经济支柱。

    这就是1929～1930 年德国纳粹党为夺取德国政权所采取的主要策略和作法。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戈林始终跟在希特勒的后面，以其所有的能量和手段，推波助澜，不时地掀起一阵阵浊浪。

    话说戈林在1930 年9 月的大选中，为希特勒和纳粹党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大选结束后，纳粹党作为第二大党，需要推选一个在国会中的发言人，希特勒为了酬谢和报答戈林，将这一美差给了戈林。这对戈林来说，虚荣心可谓得到了极大的满足。10 月31 日，德国国会开会，戈林作为纳粹党的首席议员，走在107 名一律身穿褐色衬衫的纳粹党议员的前面，然后在副发言人的坐位上就坐。当天晚上，纳粹党的头面人物在戈林的寓所举行了庆祝活动。在酒席上，戈林踌躇满志，志得意满，仿佛整个世界都伏在了他的脚下。

    这时的戈林唯一感到美中不足的是卡琳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在戈林的政治生涯中，卡琳是他不可缺少的助手。戈林同上层社会的每一个关系，几乎都是卡琳帮助他建立的。在戈林家中的每一次晚宴中，卡琳都强支病体，扮演着一个出色的主妇的角色。但在每次晚宴过后，卡琳几乎都像要死去一样。终于在圣诞之夜，卡琳在打开戈林送给她的礼物时，突然晕倒。在此后的几天里，她一直昏睡不起。

    纳粹党的命运又处在重要的关口上，戈体只好硬着心肠不管卡琳的身体。纳粹党与共和国领导和**以及其他中产阶级党派的斗争日趋激烈，戈林在此时不能有丝毫的懈怠。虽说陆军和实业界已经对纳粹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支持，但谁又能保证他们不会像1923 年那样冷酷无情，那样说翻脸便翻脸呢？纳粹已成为各政党中的第二大党了，希特勒要趁热打铁，以实现在下届国会选举中击败所有的政党，使纳粹成为第一大党，并夺取国家政权的目标。到那时，谁对纳粹党都无可奈何了。

    这时，在国会中，各政党为了维护自己所代表的那一社会阶层的利益，或互相攻汗，或讨价还价。为了尽快结束这种局面，陆军中的实权人物、具有极大政治野心的施莱彻尔将军，不顾德**队一贯奉行的超然于政治之外的原则，利用兴登堡总统对陆军的信任，说服他任命海因德里希·布鲁宁担任总理。而布鲁宁在政治上是一个十足的庸才。他在上台之后，竟然企图废除1932 年的大选，争取议会的多数票使年迈的兴登堡总统连任，在总统百年之后，让霍亨索伦王朝复辟。他自认为这一“妙招”将使企图利用合法手段夺取政权的纳粹党一筹莫展，也可结束日益混乱的政治局面。但他的如意算盘刚一打，就遭到总统兴登堡的激烈反对，兴登堡甚至不听布鲁宁讲完，就立即下令逐客，声称再也不愿见到他。他们虽然互相不满，但对希特勒却一致抱有敌意。布鲁宁在上台后不久，曾约见希特勒，戈林陪同希特勒前往会面。布鲁宁请纳粹党支持兴登堡连任，希特勒旁顾左右而言它，使布鲁宁认定希持勒将不会支持他的计划。随后，希特勒在戈林的陪问下与兴登堡总统会谈。希特勒这时刚从他的恋人吉利·拉包尔（希特勒的外甥女）自杀事件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在与这位年迈总统的会谈中，心不在焉、言不及意，对老总统大谈纳粹党的目标以及德国的崛起之类的空论，给兴登堡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会谈结束后，兴登堡对施莱彻尔说，“这个‘波希米亚上士’也许可以当一个邮政部长，但决不能当总理。”希特勒后来的所作所为使这位自命不凡的老总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确将希特勒看低了，也不得不收回自己说过的话。这是后话。

    希特勒会见布鲁宁之后，马上就命戈林带着卡琳去荷兰拜访流亡的皇帝和皇后。尽管旧王朝夏辟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尽管希特勒也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可为了预防万一，希特勒还是留了一手，让戈林夫妇在布鲁宁之前，抢先拜访皇帝，以为在日后可能出现的局面中占据主动，埋下一个伏笔。

    皇帝对戈林的拜访似乎很高兴，但是也对纳粹党的行为进行了激烈的抨击，戈林不得不费了大量的口舌为纳粹党辩解。卡琳在一封信中回忆说：两人后来“似乎争吵起来。双方都很容易激动，在很多方面都很相象。皇帝除了他自己的意见之外，可能没有听过别人的意见，赫尔曼要想说服他，恐怕有点太难了”。临走时，皇后将一个装有一大笔现金的信封交给了卡琳，让她到西里西亚的阿尔特海德疗养院去休养。卡琳对皇后的举动万分感激，戈林却不以为然。

    回到德国后，卡琳在家中又一次昏倒。戈林急忙命人将她送到医院抢救。

    病中的卡琳看起来好像已经死去了。医生既找不到脉搏，也听不到心脏的声音。戈林在医院中向医生苦苦哀求、请他们救活卡琳。医生在给卡琳注射强心剂的时候，告诉戈林，他们对救活卡琳已没有什么信心。戈林听完后，绝望地跪倒在地上。但是卡琳却奇迹般地又活了过来。戈林在卡琳病情稍见好转之后，将她送到阿尔特海德疗养院去疗养。

    戈林知道卡琳要想完全康复已经不可能了。他抓紧时间，用希特勒送给他的新梅塞德斯轿车，拉着卡琳周游了德国和奥地利的许多地方。9 月25 日，卡琳的母亲病逝。卡琳在参加完母亲的葬礼的第二天，终于倒下了。戈林接到电报后立即赶到了斯德哥尔摩，每日守候在卡琳的病榻前。可他很快又接到了希特勒让他马上赶回柏林的电报，戈林进退两难。5 天后，他只得忍痛离去。10 月17 日清晨，戈林回到家中，马上给斯德哥尔摩的医院打电话，询问卡琳的病情，接电话的护士告诉他，卡琳已经在当日凌晨4 时10分去世。

    戈林悲痛欲绝，也悔恨不已，在卡琳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却不在她的身边。

    当天，他在他的哥哥的陪同下，踏上去斯德哥尔摩的旅途，去同卡琳诀别。

    托玛斯看到他的继父跪在他母亲的棺材旁哭泣。将卡琳安葬后，戈林回到柏林，封掉了他们在巴登舍大街的公寓，搬进了希特勒在凯撒霍夫饭店租用的办公室。

    正是：否极泰来逢转机，乐极悲生遇不测。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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