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目录 四、人格楷模："常使诗人拜画图"

(88106 www.88106.info)    中晚唐人谈到杜甫时，都着眼其诗歌本身，并未对杜甫的人格表示过什么看法。五代人刘昫主编的《旧唐书》在杜甫本传中虽然接受了元稹的尊杜观点，但对于社甫的人品却颇有微辞："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荡无拘检"、"做诞"。宋初孙仅在《读杜工部诗集序》中先从文学的角度说杜甫"趋入作者之域，所谓真粹气中人也"，又从政治的角度说，"以公之才，宜器大任，而颠沛寇卤，汩没蛮夷者，屯于时耶，戾于命耶，将天嗜厌代未使斯文大振耶？"最早从人品的角度对杜甫作了高度的评价。到宋祁写《新唐书·杜甫传》时，虽批评杜甫"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但同时又说他"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歌诗伤时挠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云。"这为后人从忠君的角度肯定杜甫定下了基调。苏轼则把这个观点表达得更加形象、生动："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王定国诗集叙》，《东坡集》卷二四）在宋人谈论杜甫忠君的言论中，苏轼此论最为引人注目，也最受到后代封建统治者的赞赏。元顺帝至正二年（1342），追溢杜甫为"文贞公"，清乾隆帝则说："呜呼，此真子美之所以独有千古者矣！"（《唐宋诗醇》卷九）封建统治者强调、鼓吹杜甫的忠君思想，是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目的，当然是不足为训的。那么，对于宋代以及宋以后历代的诗坛来说，宋祁、苏轼的观点是不是人们肯定杜甫人格的唯一依据呢？这种观点对诗人们的影响是不是纯属消极意义呢？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对当时诗坛的实际情况进行认真的考察。

    我们在第四章中说过，社甫确实具有强烈的忠君意识，苏轼的说法仅是夸张而不是捏造。但是杜甫的忠君思想是与爱国、爱民的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其实际内涵是通过"致君尧舜"来推行仁政，而不是盲目忠诚于一人一姓，所以当君主荒淫无道时，杜甫就毫不留情地予以讥讽、批判。应该指出，宋人对此是有清楚的认识的。请看下面两首诗：

    杜甫画像 王安石

    吾观少陵诗，为与元气体。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可求。浩荡八极中，生物岂不稠？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惜哉命之穷，颠倒不见收。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后，攘攘盗贼森戈矛。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飗。伤屯悼屈止一身，嗟时之人我所羞。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

    老杜浣花溪图引 黄庭坚

    拾遗流落锦官城，故人作尹眼为青。碧鸡坊西结茅屋，百花潭水谬冠缨。故衣未补新衣绽，空蟠胸中书万卷。探道欲度羲黄前，论诗未觉国风远。于戈峰嵘暗字县，杜陵韦曲无鸡犬。老妻稚子具眼前，弟妹飘零不相见。此公乐易真可人，园翁溪友肯卜邻。邻家有酒邀皆去，得意鱼鸟来相亲。浣花酒船散车骑，野墙无主看桃李。宗文守家宗武扶，落日蹇驴驮醉起。愿闻解鞍脱兜銮，老儒不用千户侯。中原未得平安报，醉里眉攒万国愁。生绡铺墙粉墨落，平生忠义今寂寞。儿呼不苏驴失脚，犹恐醒来有新作。常使诗人拜画图，煎胶续弦千古无！

    这才是宋人眼中的完整的杜甫形象！是什么使得王安石、黄庭坚在杜甫画像前感激流涕、顶礼膜拜呢？黄诗中指出是"平生忠义"，然而"忠义"的具体内涵是"愿闻解鞍脱兜鍪"、"醉里眉攒万国愁"，也就是对国家、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怀。王诗中说得更为明确：是杜甫希望君明臣贤的爱国思想，更是杜甫关心天下苍生的赤子之心！无须置疑，王安石、黄庭坚当然也赞同杜甫的忠君思想，然而忠君思想不仅不是他们敬爱杜甫的唯一原因，而且也不是首要原因。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王、苏、黄三人对杜甫是如此的崇拜，他们从杜甫身上接受的影响如何呢？王安石的政治理想以及对理想的执着精神都与杜甫有相似之处（参看第四章第五节），这是两人成为异代知己的内在原因。如果说王安石受到杜甫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人格力量的感召，而不是忠君思想。苏拭虽然提出了"一饭未尝忘君"的说法，但他本人并不是一个愚忠的人，所以也没有理由说他在这方面受到杜甫多深的影响。相反，苏轼在诗歌创作中对于黑暗现实敢笑敢骂的精神倒是与杜甫一脉相承的。苏拭晚年所作的《荔支叹》，纪昀批曰："貌不袭杜，而神似之。出没开合，纯乎杜法。"（纪批《苏文忠公诗集》卷三九）其实此诗的批判精神受社甫影响更深，只要把"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堆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龙眼来"几句与杜诗《病橘》中"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支。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一段对比一下就可领悟。这种讥刺锋铓隐隐指向最高统治者的诗篇，显然不是在忠君思想的指导下写成的。黄庭坚学杜主要着眼于艺术，但是在思想倾向上也有一些蛛丝马迹值得注意。崇宁三年（1104），黄庭坚作《书摩崖碑后》，对玄、肃之际的史事极表感 慨："抚军监国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为？事有至难天幸尔，上皇跼蹐还京师。内问张后色可否，外间李父颐指挥。南内凄凉几苟活，高将军去事尤危。臣结春陵二三策，臣甫低头社鹃诗。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赏琼琚词！"（《山谷内集》卷二○）我们知道，杜甫对玄、肃之间的关系颇有微同，黄诗中提到的《杜鹃行》就是一例。黄庭坚不但对杜甫批评皇帝表示认可，而且字里行间也对宋徽宗隐含讥刺，这说明他并不认为杜甫是愚忠之人。

    由此可见，宋人对杜甫进行道德审视时并没有以"一饭未尝忘君"为唯一的视角，他们心目中的杜甫是一位人格高尚的伟大诗人，忠君意识当然是这种人格的组成部分，但更重要的则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和对天下苍生的赤子之心。

    那么，为什么是宋人首先对杜甫的人格意义予以高度的重视呢？今人往往把这归因于理学思想的影响。我们认为，作为时代思潮的理学思想，当它逐步发展以至确立以后，当然是笼罩整个宋代的，宋人的文学思想也不能摆脱这个氛围。苏拭的"一饭未尝忘君"说不断地被人复述就说明了这一点，苏辙、张戒、黄彻等人的扬社抑李观点更反映着理学思想的迂腐性①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宋代文学界的情况是十分复杂的，理学家的文学观念其实并没有占据统治地位。理学家对于文学采取极端轻视乃至敌视的态度，在他们看来，文学（尤其是诗歌）本身即是玩物丧志，所以韩愈被看作"倒学"，杜诗也被称为"闲言语"（见《二程遗书》卷一八）。如果整个诗坛都受这种思想支配的话，那么连诗坛自身的存在都成问题，更不用说把一位诗人树为① 苏辙批评李白"不知义理之所在"，而称杜甫"有好义之心"（《诗病五事》，《挛城集》卷八）；张戒说"子美笃于忠义，深于经术"，"李太白喜任侠，喜神仙"（《岁寒堂诗后》卷上）；黄彻则批评李白："如论其心术事业，可施廊庙，李杜齐名，真忝窃也。"（《溪诗话》卷二）。人品楷模了。南宋的朱熹是宋代理学家中文学修养最高的一位，他对杜诗也是毁誉参半，但他对社甫的人品颇为敬重，曾把杜甫与诸葛亮、颜真卿、韩愈、范仲淹五人称为"五君子"，说："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王梅溪文集序》，《朱文公文集》卷七五）这种认识在宋代理学家中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当朱熹说这话时，杜甫的典范早已由北宋人树立起来了，所以这并不能说明理学思想对杜甫评价的影响，倒是体现了理学家对文学家观点的认同。所以理学思想对于宋人选择杜甫为人品楷模一事只是产生了一些影响，并没有起到支配的作用。这样，当我们探索宋人尊杜的原因时，就不应仅仅把目光盯着理学思想。

    我们的看法是：宋人对杜甫人格的尊重反映了宋代士大夫对自我人格的尊重。众所周知，宋代士大夫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的主体意识和参政热情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宋代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不再有跋扈的武臣与弄权的宦官，而是清一色的士大夫。虽说士大夫阶层本身也有忠奸贤不肖之分，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是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的。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宋代的士大夫对自身的人格力量充满自信，范仲淹、王安石等功业彪炳者是这样，王令、陈师道等命途多舛者也是这样。因为后者虽然失去了建功立业的机会，却依然可以追求自己的人生价值，即由注重外部事功转向注重内心修养。宋人能够选择终生穷 愁潦倒、对唐代政治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的杜甫作为人品楷模，原因就在于此。从这个基点出发，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唐人对杜甫的忧国之心熟视无睹，而宋人却对之焚香顶礼；为什么五代人把杜甫的生活态度看成是"荡无拘检"，而宋人却认为那是"乐易可人"。

    如果说北宋诗人对杜甫的尊重出于人格的认同，那么南宋诗人则主要是在爱国精神上与杜甫产生深刻的共鸣。前文说过，靖康事变以后，吕本中、陈与义等人对杜诗的思想意义有了新的认识，这种认识必然伴随以对杜甫人格的新评价，因为只有身受亡国之痛的人才能充分体会杜甫对国家命运的深沉关切。爱国名将宗泽因受投降派掣时，忧愤成疾，临终前长吟杜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之句（见《宋史·宗泽传》）。李纲在决心以死报国之际，书杜诗赠义士王周士，"以激其气"（《书杜子美魏将军歌赠王周士》，《梁溪先生文集》卷一六二），后来又作《重校正杜子美集序》云："平时读之，未见其工。遣亲更兵火丧乱之后，诵其诗如出乎其时，犁然有当于人心。"（同上卷一三八）陆游不但在创作中"重寻子美行程旧"（杨万里《跋陆务观剑南诗稿二首》之一，《诚斋集》卷二○），而且无比景仰杜甫的为人。陆游中年人蜀，一路上凭吊了许多杜甫遗迹，他在《游锦屏山谒少陵祠堂》诗中说："古来磨灭知几人，此老至今元不死！??文章垂世自一事，忠义凛凛令人思！"（《剑南诗稿》卷三）后来又作《读杜诗》说："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空回英概入笔墨，生民清庙非唐诗。向今天开太宗业，马周遇合非公谁？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同上卷三三）陆游对杜甫的"忠义"、"胸次"作出如此高度的赞颂，对其不遇发出如此激动的感慨，完全是借古 人之酒怀浇胸中之块垒。他心目中的杜甫形象正是他的自我形象的投射，而报国无路是这两位爱国诗人的共同悲剧。

    南宋灭亡后，不但连半壁江山都不再存在，而且宋王室也已屈膝投降。

    在异族统治者的残酷压迫下，以文天祥为代表的爱国诗人或从容就义，或拒不出仕，以各种方式坚持了民族气节。毫无疑问，他们曾从杜甫身上汲取精神力量。汪元量在《草地寒甚毡帐中读杜诗》中说："少年读杜诗，颇嫌其枯槁。斯时熟读之，始知句句好。"（《湖山类稿》卷二）郑思肖在《子美孔明庙古柏行图》中说："尚垂清荫蜀国里，一树风霜千载心。"（《所南翁一百二十图诗集》）都说明了这一点，当然，最引人注目的是文天祥。文天祥被俘北上后，仿"同谷七歌"作《六歌》，以叙自己的惨痛遭遇。又作《集社诗》一卷，凡五言绝句二百首。又为汪元量集杜句成《胡前曲》十八首。文天祥在燕京狱中度过了三年多时间，杜诗时时刻刻陪伴着他，他在《集杜诗自序》中说："余坐幽燕狱中，无所为，诵杜诗稍习。??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予所集杜诗，自余颠沛以来，世变人事，概见于此矣。"（《文山先生全集》卷一六）可见在支持文天祥抵御威胁利诱的浩然正气中，杜甫的人格力量是一个何等重要的因素！需要指出的是，宋末爱国诗人最重要的思想特征是爱国精神而不是忠君思想。文天祥被俘后，元人责其"弃嗣君别立二王"，文答道："德佑吾君也，不幸而失国，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吾别立君，为宗庙社稷计，所以为忠也。"元人使恭宗亲自去劝降，文亦不为所动。（见《宋少保右相枢密使信国公文山先生纪年录》，《文山先生全集》卷一七）文天祥《集杜诗》二百首的次序也是《社稷第一》、《理宗、度宗第二》。汪元量对谢太后屈膝降元事直词指斥："侍臣已写归 降表，臣妾金名谢道清！"（《醉歌》之五，《湖山类稿》卷一）这些都可印证宋人尊社的主要原因不是忠君而是爱国。

    经过宋人的理论阐述和行为仿效，杜甫的人格典范被牢牢地树立起来了。尽管后代不断有人把这种典范的意义片面地夸张为忠君，但在多数人的眼中，杜甫的人格光辉无疑是在于忧国忧民的精神，在于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所以在后代效法杜甫而"一饭未尝忘君"的罕有所闻，而学习杜甫忧国忧民的则代不乏人。尤其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秋，杜甫的精神激励着志士仁人为祖国、人民而奋斗、牺牲。例如明清之际，顾炎武、张煌言、杜溶、屈大均等人身上都反映着杜甫精神的光辉。明亡后拒不降清的王嗣爽著《杜臆》毕，曰："吾以此为薇，不畏饿也。"（见全祖望《续甬上考旧诗》卷四四）可见杜诗就是他们的精神食粮！又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人们"觉得杜甫不只是唐代人民的喉舌，并且好象也是我们现代人民的喉舌。"（冯至《杜甫与我们的时代》，《杜甫研究论文集》一辑）

    我们再举一个反面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钱谦益是著名的杜诗注家（详见第五节），作诗也以社、韩为宗。由于钱谦益在清兵渡江后主动迎降，并一度仕清，故其人品历来为人鄙视。他晚年在笺注杜诗的同时作《后秋兴》十三迭以步杜诗《秋兴八首》之原韵，也被世人认为是"特以文墨自刻饰，非其本怀。"（见章太炎《检论》卷八）但事实上《后秋兴》的思想倾向比较复杂，因为钱谦益晚年对自己的降清是十分悔恨的，他告归隐居后一边从事著述，一边与郑成功、张煌言等抗清力量暗中联络，《后秋兴》即作于此时。这组大型组诗除了掩饰自己的失节之外，也反映了顺治后期汉族人民的抗清斗争，并抒发了自己的故国之思，所以章太炎先生评曰："悲中夏之沉沦，与犬羊 之俶扰，未尝不有余哀也。"（《检论》卷八）①我们认为《后① 钱谦益去世后，其族孙钱遵王把《后秋兴》一百零八首编成《投笔集》。陈寅恪先生说："《投笔集》秋兴》从反面说明了杜甫伟大人格的感召力量：当钱谦益这样的一度丧失民族气节的人痛感悔恨时，他需要借助于杜甫的人格力量。即使说钱谦益作《后秋兴》纯粹是为自己文过饰非，这也说明他需要借助杜甫的光辉来掩饰自己心中的黑暗，这同样从反面证明：杜甫已被公认为崇高气节与伟大人格的象征了。

    诸诗，模拟少陵，入其堂奥，自不待言，且此集牧斋诸诗中颇多军国之关键，为其所身预者，与少陵之诗仅为得诸远道传闻及追忆故国平居者有异。故就此点而论，《投笔》一集，实为明清之诗史，较社陵尤胜一筹，乃二白年来之绝大著作也。"（《柳如是别传》第1168-1169 页）我们觉得这个评价是过高的，这也许是陈先生敬重柳如是而爱屋及乌的结果，参看钟来因《杜甫〈秋兴〉与钱谦益（后秋兴）之比较研究》（《草堂）1984 年第2 期）。五、千家注杜："少陵自有连城壁"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哪位文学家的作品拥有象杜诗那么多的注本。自从南宋出现《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等注本后，"千家注杜"的说法就广为流传了。虽说黄氏注本中实收注家仅一百五十一人，但自宋迄今，杜诗的注家、选家及研究专著作者确已超过千人，②成为文学史上罕见的壮观。为什么后人注释杜诗、研究杜诗的兴趣经久不衰呢？我们觉得元好间的诗句"少陵自有连城壁"（《论诗绝句三十首》之一○，《遗山先生文集》卷一一）正好可用来回答这个问题：杜诗多方面的高度成就使它成了一个取之不竭的艺术宝藏，尽管前人已在其中辛勤发掘且所得甚多，后人也不会空入宝山。全面地评介历代的社诗注本将需要一本专书的篇幅，我们在本节中只想简单地介绍几种重要注本的情况，并粗略地描述历代杜诗阐释学的源流演变。①北宋初年，杜集版本十分混乱。宝元二年（1039），王洙蒐集各种社集共九十九卷，②除其重复，编成《杜工部集》二十卷，其中十八卷为诗，共一千四百零五首；二卷为赋笔杂著，共二十九篇。嘉祐四年（1059），王琪等人对此本进行修订，镂板印行，成为后代所有杜集的祖本。王洙本的特点之一是把杜诗分成古体、近体两大类，各体之中又以岁时为先后。特点之二是白文无注，他本所谓"王原叔注"者皆出伪托。③在王洙编杜集时，也有其他人在整理杜集。景祐三年（1036），苏舜钦编成《杜子美别集》，录诗三百八十余首。皇祐五年（1052），王安石编成《杜工部诗后集》，录诗二百余篇。但他们各不相谋，王沫没有看到《杜子美别集》，王安石也没有看到王洙本。①在王洙本刊行后，人们才可能陆续对之进行增补。北宋后期黄伯思编《校定杜工部集》，所收社诗已达一千四百四十六首。南宋嘉泰、开禧间（1201-1207），蔡梦弼撰《杜工部草堂诗笺》，收诗达一千四百五十四首。宋以后的杜集仅有零星增补，清浦起龙《读杜心解》收诗一千四百五十八首，传世杜诗已基本收罗完备。南北来之际，出现了多种杜诗注本。这些注本良莠不齐，有的"浅鄙可笑"（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上），有的妄诞无据而伪托名人（如伪苏注），只有薛苍舒、杜田、赵彦材、鲁訔、师尹诸家注较有价值。注本既繁，读者检阅不便，于是集注本应运而生。流传至今的宋代杜诗注本全是集注本，正是依据它们后人才得以了解宋注的大致情形。宋代重要的集注本有下面几种：② 据周采泉《杜集书录》，自宋迄清的杜集（包括注本、选本、谱录等）共八百三十五种，而清末迄今的杜甫研究著作已有近二百种。

    ① 洪业《杜诗引得序》和万曼《杜集叙录》（《杜甫研究论文集》三辑）对历代杜诗注本（尤其是宋人注本）的版本源流作了清晰、明确的论述，本节内容多处以之为据，谨此说明。② 王洙在《杜工部集记》中说他所看到的秘府所藏及人家所有的杜集有："古本二卷、蜀本二十卷、集略十五卷、樊晃序小集六卷、孙光宪序二十卷、郑文宝序少陵集二十卷、别题小集二卷、孙仅一卷、杂编三卷。"（按：洪业先生已注意到所列诸本共八十九卷而非九十九卷）可见当时的社集版本十分混乱。至于樊晃《杜工部小集序》中所说的"文集六十卷"则早已亡佚，《新唐书·艺文志》中的著录仅据旧闻而已。③ 程千帆师考之甚确，见《杜诗伪书考》（载《古诗考索》）。

    ① 王洙《杜工部集记》中未提到苏舜钦本，王安石《杜工部后集序》中说他所收集的"世所不传"之杜诗中有《洗兵马》一篇，而此诗早已见于王洙本卷二。

    （一）《九家集注杜诗》三十六卷（原名《杜工部诗集注》）

    郭知达撰，初刊于淳熙八年（1181），已佚。今存者为宝庆元年（1225）曾噩重刻本。所谓"九家"是指王安石、宋祁、黄庭坚、王洙、薛苍舒、社田、鲍彪、师尹、赵彦材九人，其中前三人之言皆源出诗话、杂著之类，王洙注乃他人伪托。此本的价值有两点：首先，它是较早出现的集注本，从而保存了几家宋注的第一手材料。其次，它删削了当时流传甚广的"伪苏注"，阻止了杜诗注释中的这种恶劣行为。①

    （二）《杜工部草堂诗笺》五十卷（或附以《诗话》二卷、《年谱》二卷）

    蔡梦弼编，编定于嘉泰四年（1204），稍后刊行。此本经多次翻刻，版本凌乱，现存各本中以北京图书馆所藏开禧（1205-1207）刻本为最善。此本是会笺本，所集之笺注出自王安石、苏轼等二十余人，亦有不少蔡氏自己的意见。笺文删繁就简，语气连贯通畅，缺点有二：一是错误疏漏较多，如以薛苍舒（字梦符）、薛梦符为两人。二是常将他人的意见攘为己有，书中称"梦弼谓"云云而实为剽窃者有不少。

    （三）《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三十六卷

    黄希、黄鹤父子撰，书成干嘉定九年（1216），初刊于宝庆二年（1226），今存宋、元刻本。另有《四库全书》本，舛误很多，不足据。此本号称"千家集注"，实收注家也达一百五十一人，但其中主要的也仅有王洙（伪）、赵彦材等十数家，其余的仅偶尔引及。所以此本的价值不在于所集注家之多，而在于较为精审，尤以编年的成就为特出。从王洙本在分体中略寓编年之意，到黄伯思本不分诗体随年编纂，再经鲁訔"有考于当时事实及地理岁月"（鲁訔《编次杜工部诗序》，《草堂诗笺·传序碑铭》），杜诗的编年已取得一定的成绩。黄氏父子（以黄鹤为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按年编诗，把所作岁月注于逐篇之下，虽尚有考核欠精或证据不足而强为编年者，但编年可靠者较多，多为后代注家所采用。

    （四）《集千家注批点社工部诗集》二十卷①刘辰翁评点，高崇兰编集，初刻于元大德七年（1303），后代翻刻本极多，今存者以元至元元年（1308）校刻本为最善。刘辰翁曾选批杜诗，成《兴观集》，未刊行。其门人高崇兰取《兴观集》及未收入此集的刘氏批语，复选录杜集旧注，编成此书。②此本所集注家不足百家，且多本于蔡梦弼本与黄鹤本，没有什么特点，其价值全在于批点。对刘辰翁的批点，后人颇多讥讽，但平心而论，刘本长于诗词，故其批点多有精微之处，未可轻视。况且评点与注释不同，它重在体味杜诗的艺术特点而不在于解释成语典故，这在杜诗① 洪业《杜诗引得序》中认为郭知达删削伪苏注尚未尽，并指出两处例子：卷五《后出塞》之五注引"坡云：详味此诗，盖禄山反时，其将有脱身归国，而禄山尽杀其妻子者。不出姓名，亦可恨也。"又卷一九《至日遣兴奉寄两院遗补二首》之一注引"坡云：《唐杂录》谓宫中以女工揆日之长短，冬至后日暑渐长，此当日增一线之功。黄鲁直：此说为是。"今检前一则见于津逮秘书本《东坡题跋》卷二，乃东坡杂书杜诗后之跋语；后一则见于《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惟径称"山谷云"。所以我们认为这两条注很可能不是出于"伪苏注"，待考。

    ① 此书编纂、刊行俱已人元，但刘辰翁在习惯上被视作宋人，故归人宋注类。② 刘氏另一门人罗履泰亦编了类似的《须溪批点选注杜工部诗》，其刊行且早于高崇兰本，但罗本极草率，而高本由刘辰翁之子刘将孙亲自校刻，较为精审。

    阐释学中是别开生面的。

    宋代出现的杜诗集注本共有二百来种，③可称极盛，然而内容陈陈相因，故大多已经亡佚。在流传下来的宋人集注本中，除上述四种以外，还有收入《四部丛刊》的佚名编《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一种也值得一提。此本将杜诗按题材内容分为七十二门，虽然分类太琐碎，归属不尽妥当，而且全书由书贾杂凑而成，舛误极多，但它毕竟代表着杜诗编纂学中的一种独特体例。由此可见，在杜诗的宋人注本中，集注、编年、评点、分类这几种形式都已齐备。就体例而言，宋注已达到相当完善的程度，后代注家很少能出其范围。元代短促，学术文化处于低潮时候，杜诗学也未有大成就。只有张性《杜律演义》专为杜诗七律作注，是为最早专注杜诗之一体的注本，颇开后代风气。①明人承元人风气，对社诗的注释以批、选为主。如胡震亨《杜诗通》，注解极其简略，而于品评则既有圈点，又以"神品"、"妙品"等名目标明品第，再引刘辰翁及明人王世贞、胡应麟等的评语，或自加评论，总之是以评为主而以注为辅。又如张蜒《杜工部诗通》，选杜诗名篇三百余首，亦以批点为主。

    清代学术迈越前代，杜诗注释的成就也令人瞩目，有名的注本层出不穷，现择其尤要者简介如下：

    （一）《杜臆》十卷

    王嗣奭撰。王乃明代遗民，入清后不仕、不薙发。王氏深研杜诗三十余年，但此书撰写的时间却很短，始于明崇祯十七年（1644），成于清顺治二年（1645），历时不足一年，其时王氏年已八十。为什么书名《杜臆》？王氏在《杜臆原始》中说："臆者，意也。'以意逆志，，孟子读诗法也，诵其诗，论其世，而逆以意，向来积疑，多所披豁；前人谬误，多所驳正。"此书体例颇为特殊，一是不录杜诗原文，二是并不逐句作注，而是在每篇杜诗的题目下以评论与注释参互行文，有的很象是一篇短文（如卷三《新安吏》评注）。王嗣爽对杜甫有很深刻的理解，所以对杜诗的旨意有精辟的分析，例如评《醉时歌》："此篇总是不平之鸣，无可奈何之辞，非真谓垂名无用，非真薄儒术，非真齐孔跖，亦非真以酒为乐也。"分析艺术也颇为细致，如评《中宵》"飞星过水白"句妙在"水"字、评《北征》中。"海图坼波涛"四句"写故家穷状如画"等。《杜臆》在注解方面也很见功力，例如《赠花卿》一诗，杨慎认为花卿即花敬定（见《升庵诗话》卷一），胡应麟则以为指一歌妓（见《诗薮》外编卷四），都没能举出证据。王嗣爽则举杜诗《戏作花卿歌》以证花卿指花敬定，很有说服力。正因为《杜臆》中有许多深刻的独到见解，所以它被仇兆鳌《杜诗详注》大量采录，①也受到其他注家的重视。《杜臆》向无刻本，1962 年方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稿本影印出版，次年又出了排印本，流传方广。

    ③ 董居谊《黄氏补注杜诗序》云："近世锓板注以集名者毋虑二百家。"（周采泉《杜集书录》卷二引同治《宜黄县志》）序作于宝庆二年（1226）。

    ① 此书初刻于明宣德四年（1429），未几即被嫁名虞集而翻刻，题为《杜工部七言律诗注》等，以致谬种流传不绝。参看程千帆师《杜诗伪书考》及周采泉《杜集书录》。

    ① 仇注所引与今本《杜臆》有较多异文，其原因或为仇氏所据之本为别本。或为仇氏引用时有所润饰、改动，详见顾廷龙、刘开扬二先生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杜臆》所作的前言。

    （二）

    《钱注杜诗》二十卷

    钱谦益笺注，初刻于康熙六年（1667），名《杜工部集》，后中华书局排印本改题今名。钱谦益才大学富，精研杜诗数十年，且与朱鹤龄因注杜愤争而交恶，②故对此书反复推敲，死而后己，所以此书确为钱氏的精心杰构。钱氏对宋代旧注之芜杂繁复极为不满，故极少采录，全书之笺语大多出于本人深思的结果，尤其注重以史证诗，通过对历史事实的钩稽考核来阐明杜诗大旨。关于杜甫的交游及唐代的地理沿革、典章制度的笺注也确凿精审，学术价值很高。书中仅录白文的杜诗达五百多首，绝不烦冗。钱氏自己对书中关于杜诗讥讽玄肃之际史事的阐述最为得意，在序中引其族孙钱遵王之言"凿开鸿蒙，手洗日月"云云。我们认为钱氏的目光确很敏锐，例如《诸将五首》的笺注就极为深刻，但他有时也失于求之过深，如他把《洗兵马》全诗主旨解成讥刺肃宗就大谬不然（参看第二章第二节）。此书在清代曾遭禁毁，但禁而不止，流传至今，是一影响深远的杜诗注本。

    （三）

    《杜工部集辑注》二十卷

    朱鹤龄撰。朱氏初应钱谦益之请，欲以钱笺与已注合成一书，后因意见不合，乃自成此书，初刻于康熙九年（1670）。朱氏是清初经学家，腹笥甚富，著作等身，此书又曾经百余名学者的参订，故并不象钱谦益所说的是"旨趣滞胶，文义违反"（《草堂诗笺元本序》，《钱注杜诗》卷首），而是很有价值的一种注本。此书的优点在于，它对宋代以来的旧注作了较全面的整理，既不象宋人集注那样一味求博而兼收并蓄，也不象钱笺那样摧陷廓清而所余无几，繁简适度，取舍甚当。此外，朱氏对杜诗中典故成语的注解极见功力，征引类书之广博连钱谦益也颇为心服。对唐代史实、地理之考订，朱注也时有新见。朱注对后来的注本如《杜诗镜铨》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四）

    《杜诗详注》二十五卷

    仇兆鳌撰。此书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写成进呈，后经增补，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改定刊行。此书的特点就是一个"详"字，其长处在于详尽，几可视作对康熙以前各种注本之集注，对唐宋以来的各种笔记、诗话也采摭甚丰，许多罕见之书 如《杜臆》就是靠仇注的引用才为世人所知。其短处是繁琐冗沓，一字一句皆求出处，分析段意也嫌琐碎。此外，仇注是清代唯一被收入四库全书的杜诗注本，可见它得到了封建统治者的承认。全书中处处强调杜甫的忠君思想，观点陈腐，是一大缺点。清未施鸿保撰有《读杜诗说》一书，专纠仇注之失，可参看。

    （五）

    《读杜心解》六卷

    浦起龙撰，初刻于雍正三年（1725）。此书注释极为简明，于旧注多取钱、朱、仇三家，不作繁琐的征引和考证。它的重点在于解，以史证诗，对杜诗旨意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如论《后出塞》所咏之人出于虚构等。在分析段意方面，浦注颇能提纲挚领，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仇注分成十段，甚为琐碎，而浦注分成三大段，简明扼要。然而浦注缺点也不少，首先是编次凌乱，以诗体分成六卷后又各自编年，体例欠善。其次是评说章法时颇染八股陋习。其三是强调杜甫的忠君思想，观点之陈腐一如仇注。

    （六）

    《杜诗镜铨》二十卷

    ② 关于钱谦益与朱鹤龄开始时合作注杜后因意见不合终于各刻一注的过程，洪业先生庄《杜诗引得序》中叙之甚详，可参看。

    杨伦撰，初刻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在清代重要杜诗注本中，此本最为晚出，故能参酌众长，又出之以简明扼要，立论亦平正通达，较少有穿凿附会或炫奇逞博之病。毕沅在序中极口赞扬，固属过誉，但此本确为最适于一般读者之杜诗注本，故翻刻本很多，流传极广。

    除了上述六种之外，清代较有特色、较有价值的杜诗注本还有金圣叹《杜诗解》、吴见思《杜诗论文》、卢元昌《杜诗阐》、黄生《杜诗说》等，不胜枚举。就学术水准而言，清代注本后来居上，是对历时千年的杜诗阐释学的总结。

    当我们阅读历代社诗注本时，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注家们大多认为自己的注本最能得杜诗之精华，"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①并常对别的注家作严厉的批评。钱谦益、朱鹤龄两家互相攻汗也许是个特例，但我们在金圣叹、浦起龙等人的注本中也时常看到对别人的尖刻讥讽。然而事实上这些注家各有所得，这正是众多的注本井行不废的原因。我们认为这种现象证明杜诗是一个取之不竭的艺术宝库，其中蕴藏着形形色色的连城之壁，有的注家珍视自己所得之"壁"而讥他人所得者为"赋砆"，其实那不过是反映了各自的眼光不同而已。凡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其意义都是不可穷尽的。对于杜诗来说，前代注家在编年、背景解释、字句训诂等方面已取得了极大的成绩，但是杜诗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依然有待于进一步的阐发。我们尤其希望出现体现当代意识、反映当代杜诗学水准的新的杜诗注本，近闻山东大学《杜甫全集》校注组正在紧张地进行这项工作，海内外学林翘首以待！

    ① 此借用曹植《与杨德祖书》中语，见《文选》卷四二。六、文化意义："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杜甫早年壮游，晚年飘泊，行踪所到之处，保留下来许多遗迹，连一生好游名山大川的李白都难以比拟。在诗人曾结庐居住的地方，后人修建了许多词字以纪念诗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成都的杜甫草堂。杜甫离蜀后，草堂一度荒芜倾废。到五代前蜀时，诗人韦庄觅得旧址重结茅屋，草堂胜迹得以保存下来。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吕大防知成都府时，重建草堂，并绘杜甫像于壁，从此草堂就成了纪念杜甫的祠字。至南宋、元、明、清各代，草堂曾经多次修葺。在清嘉庆十六年（1811）大修后，主要建筑和园林布局保存至今。 1955 年，在草堂成立杜甫纪念馆，不但整饰园林，而且广搜杜集版本及有关文物收藏于内。 1980 年，在草堂成立了杜甫研究学会，次年又创办了《草堂》（后更名为《杜甫研究学刊》）。 1985 年，纪念馆更名为杜甫草堂博物馆。今日之草堂内有诗史堂、工部祠等古建筑，且遍植杜诗咏及之花木。工部祠面对柴门，东连花径，西设水槛，游人至此宛如身入诗人亲建之草堂，倍感亲切。整个草堂的词字建筑与园林设置浑然一体，反映着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杜甫草堂不但是骚人墨客流连忘返的场所，而且是广大人民喜爱的游赏胜地，游人到此缅怀诗圣，同时也沐浴在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之中。

    除了成都草堂之外，在陕西延安、甘肃天水与成县、四川三台等地也留下了杜甫草堂或祠堂等纪念性建筑物，有的地方（如天水）还不止一处，而且屡毁屡建，祭祀不绝。

    在杜甫的诞生地河南巩县南瑶湾村，建有杜甫故里纪念馆。杜甫的墓地则有七八处之多，其中湖南耒阳、平江、河南巩县、恒师的四座历来被当地人民认为是真的杜甫墓，至今争论不休，可见人们多么希望诗人是长眠在他们家乡的土地上！

    从泰山石壁上多处铭刻的《望岳》到岳阳楼畔的《登岳阳楼》诗碑，杜甫描绘祖国河山的壮丽诗句到处被刻石、铭碑，这些诗句不但与所咏河山相映生辉，而且为自然景物抹上了浓重的文化色彩。杜甫对书画艺术有深刻的理解，杜诗与书画艺术也结下了不解之缘。历代书家多喜爱书写杜诗，仅收藏于成都杜甫草堂的杜诗书法作品就有出自祝允明、董其昌、张瑞图、傅山、郑燮、刘塘、何绍基、康有为、章太炎、吴昌硕、于右任、沈尹默、叶恭绰等名家之手的珍品数十幅。杜诗也为绘画艺术提供了无穷的题材，历代画家多有杜甫诗意图传世，其中年代最早的是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宋人赵葵作杜甫诗意图长卷。现代画家的社甫诗意图更为常见，仅杜甫草堂收藏的即有齐白石、徐悲鸿、傅抱石、潘天寿、陈之佛、吴作人、陈半了、李苦禅、王个簃、吴湖帆、吴镜汀、朱妃瞻诸家之作，美不胜收。

    杜甫的影响还进入了通俗文学的领域，从金院本《杜甫游春》开始，杜甫成为戏剧人物，元杂剧、明清传奇都有敷演杜甫故事的剧作，共有八种之多，①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广大人民对杜甫的热爱。

    由此可见，杜甫的影响决非局限于诗国，也决非局限于文学范围，而是广泛地进入了中华民族文化形态的各个领域，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当然，上述种种仅是有形的文化形态，而杜甫文化意义更重要的深层次的体现却是① 见田守真《历代的杜甫戏》，《草堂》1986 年第1 期。

    无形的，那就是对民族性格的潜移默化。我们在第四章中论述了杜甫坚定踏实的人生态度、推己及人的仁爱精神、以天下为已任的责任感及优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这些素质正是中华民族民族性格中最有光辉的部分。虽说这种民族性格的陶铸不是少数个人的功劳，但杜甫的影响无疑是不可或缺的。而且，由于中华民族的人生态度带有审美的意味，而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又是中华文化诸形态中传播面最为广泛、感召力最为巨大的一种，所以杜甫的文化意义具有无与伦比的历史地位，诚如闻一多先生所云，杜甫是"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杜甫》，《杜甫研究论文集》一辑）！

    随着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杜甫的影响早已越过了国界。从十三世纪开始，杜诗就在我们的亚洲邻国日本、朝鲜和越南广泛传播，受到各国人民的热爱。从十九世纪起，杜诗又被译成各种欧洲文字介绍给西方人民，并受到西方汉学家越来越大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杜甫的影响远及异国并非仅仅是由于杜诗艺术造诣产生的巨大魅力，而且也是由于杜甫的人格力量发出的夺目光辉。在日本，"五山文学"的开山祖师虎关师炼（1278-1346）被公认为日本杜诗学的鼻祖，虎关的弟子中岩园月（1300-1375）不仅热爱杜诗，而且从杜诗中汲取精神力量，曾作《偶看社诗有感而作》一诗以抒发愤自励之志。中岩的弟子义堂周信（1325-1388）更是极力推崇杜甫的人格与道德精神，盛赞杜甫的忠义气节。杜甫对日本诗人的思想境界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江户时代的著名诗人松尾芭蕉（1644-1694）死后，人们发现他的头陀袋中珍藏着一部杜诗，可见他的诗歌受杜诗影响决非偶然。①在朝鲜，早在李朝世宗二十五年（1443）就动员了当时最优秀的学者翻译杜诗，历时四十年，于成宗十二年（1481）刊行了世界上第一部杜诗译本--《杜诗谚解》，对朝鲜诗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代的朝鲜杜诗学者李丙畴先生说："杜甫的诗散发出浓郁的参与意识，对现实进行揭露"，"他思念祖国、忧国忧民的诗句历经千年而不衰，成为永恒的警句，拨动着千万人的心弦。"①在美国，杜甫的声誉与日俱增，著名的现代诗人雷克斯罗思（Ken-nethRexroth）认为杜甫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非史诗、非戏剧性诗人，杜甫在某些方面比莎士比亚或荷马更为优秀，至少是更自然、更亲切。雷氏还指出杜甫所关心的是人的坚信、爱、宽宏大量、沉着和同情，唯有这些品格才能拯救世界，所以养育杜甫的文化比荷马接受的文化更古老、更明智。雷氏深情地称颂社甫说："我三十年来沉浸在他的诗中，我深信，他使我成了一个较为高尚的人。"②在俄国，杜诗被许多著名大学列入课程，叶·谢列布里亚科夫在他所著的《杜甫评传》一书中强调杜甫的巨大影响在于爱祖国、爱人民的思想和高超的诗艺，他说："这位古代优秀作家的诗句至今还能激励读者，在他们心中激起高尚的思想和情操。"③从这些挂一漏万的叙述就可看出，杜甫① 参看许志刚《杜诗在日本的传播》，《文史知识》1992 年第1 期。

    ① 见《社诗研究三十载》，《国外社会科学》1988 年第5 期。按：1991 年5 月、8 月，笔者在南京、成都两次会晤李丙畴先生，李先生对社甫的景仰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② 见屈夫、张子清《论中美诗歌的交叉影响》，《外国文学评论》1991 年第3 期。按：雷氏选译的《中国诗百首》（"OneHundredPoemsFromtheChinese"，PublishedbyJamesLaughlin，1959，PrintedinIta1y）一书中，杜诗占的比重最大，达三十五首之多。

    ③ 见李明滨《杜甫的声誉早已超越国界》，《杜甫研究学刊》1991 年第1 期。不仅是一位赢得世界性声誉的伟大诗人，而且被公认为中华文化的杰出代表。越是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精神的人物越能赢得世界民族之林的尊敬，杜甫的世界意义正是深深地植根于他为之贡献一生的中华文化之中。

    1961 年12 月15 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团会议上，决定将杜甫列为次年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1962 年，在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之际，世界各地举行了广泛的纪念活动，例如日本广播协会（NHK）邀请杜诗专家吉川幸次郎教授开设了"杜诗在日本"的讲座。可以预测，随着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发扬光大，杜甫的影响也将与日俱增。

    我们的伟大诗人将与哺育他的伟大思想文化一道万古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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