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目录 第三章 变得认真，研究吉米·卡特的遗产（15）

(88106 www.88106.info)    第三章 变得认真，研究吉米·卡特的遗产（15）

    克林顿在卸任后设立了克林顿基金会，但还不知道怎样运作，他很快认识到美国对HIV在非洲的传播所采用的政策是错误的，于是就思考着怎样改变它。他一直接受爱拉·迈格辛纳的帮助，克林顿授予迈格辛纳克林顿基金会HIV/AIDS倡议项目主席的职位。他和61岁的迈格辛纳有很深的交情，这可以追溯到在牛津上学的时候，他们都是罗德斯奖学金获得者。后来，还是一名管理顾问的迈格辛纳来到白宫为克林顿工作，进行希拉里的全民卫生医疗计划，但以失败而告终，此后，迈格辛纳还待在白宫，他在1996年接受另外一项职务，即作为克林顿的首席因特网顾问，确保因特网不像无线电频率一样被划分，保持全球自由联网。

    迈格辛纳在2001年首先与埃里克·古斯比联系，他问古斯比是不是克林顿应多关注治疗而不是预防。      迈格辛纳得到的回答是治疗，对此他很满意，于是他立即招募成员。在2002年巴塞罗那国际艾滋病大会上，迈格辛纳让马灵克加入他们的志愿者队伍，并且询问他还有谁对非洲的HIV/AIDS的治疗比较感兴趣。

    第二年，迈格辛纳与理查德·费舍姆取得联系。在费舍姆所谓的一个“头脑风暴晚餐”上，讨论的问题是克林顿基金会应扮演什么角色。费舍姆说，答案是将人们的焦点从预防（比如节欲或使用避孕套）转移到帮助那些已经是HIV阳性的感染者和那些在**时可能将病毒传染给配偶、在生育或哺乳时传染给孩子的人。      在美国，那些HIV阳性的人们实际服用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ARVs）可以将“死刑”转化成“缓刑”——慢性可控疾病，但是，这种药物价格太高，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多数患者或感染者都负担不起，所以，需要做一些事情，让非洲人也能使用这种药物。因此，克林顿将注意力放在了向非洲那些感染的、患病的和垂死的人提供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以此来减少死亡数量上。

    “我认为克林顿将这看成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无法逃避的道德问题，”理查德·马灵克说。“如果我们不认真对待非洲，疫情就会威胁到国家的生存，他看到……我们基本是拒绝，就像进行塔斯基吉梅毒实验（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时却拒绝为患者提供治疗一样……并且克林顿对此顿悟……当治疗切实可行时，我们不可以说：为非洲人治疗是个‘无底洞’，‘我们准备将钱花到预防上’。”

    比尔·毕克奈尔是波士顿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名教授，也是莱索托—波士顿卫生联盟的主任，他描述了治疗和不治疗HIV/AIDS的不同后果。“当一个人感染了HIV病毒，如果不进行任何治疗，可能在四到八年内他仍然很健康。因此在感染后，可以在五到七年内不进行治疗，但随后就要进行治疗，如果此时没有进行治疗……则将在两年内死亡；如果进行了治疗，就会活得长一些。没有人知道能再活多久，但是有人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接受治疗了，到现在还很好。”毕克奈尔将它与糖尿病作对比，在人工可以合成胰岛素之前，“（糖尿病）可以在短短几年中致人死亡。现在呢，‘噢，我很早以前就是一名糖尿病患者了，但我依然活到了暮年。’”

    克林顿开始用他的声音、他的影响力、他可以接触世界各国领导人和到全世界去的能力，来宣传HIV/AIDS。理查德·费舍姆说，几乎从一开始就非同凡响，收效显著。      但是，理查德·马灵克却担心，克林顿这么卖力地建立他的遗产，将抗击艾滋病作为政治运动，能量一下子爆发出来，可能随后就没有兴趣了。马灵克和前总统克林顿在2002年第一次会面时就出现了正面碰撞，马灵克向他列出了“服务条件”。克林顿还不习惯别人用那种语气对他说话，而且别人对他所做的事表示怀疑也让他很不舒服。马灵克回忆道：“克林顿脸变红了，说‘你认为我没有说实话？’克林顿非常生气地说：‘我听说你担心。’然后他不停地做出保证，‘你需要我，我将去那儿……如果你需要我给谁打电话……那是我的工作，爱拉·迈格辛纳会安排的。’”马灵克回忆称，总统很坚决地说：“不会只这一年，也不止到下一年，这件事从现在起我要一直坚持到它得以解决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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