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卷一四四

(88106 www.88106.info)    ▲内外之限（下）

    《论语》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无也）管仲，吾其被发左衽（衣衿）矣。朱熹曰：“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

    臣按：孔子于他章尝小管仲之器，而于此则大其功，盖以其事功言也。朱子谓汉高祖、唐太宗未可谓之仁人，然战国至暴秦其祸极矣，高祖出而平定天下；隋末残虐尤甚，太宗出而扫除以致贞观之治，此二君者岂非仁者之功邪？管仲之功亦犹是也。

    孟子曰：“周公兼（并之也）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

    又曰：“《诗》（《鲁颂䴙宫》之篇）曰：‘戎狄是膺（击也），荆（楚本号）舒（近楚国）是惩，则莫我敢承（当也）。’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

    朱熹曰：“按今此诗为僖公之颂，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断章取义也。”

    臣按：《䴙宫》之诗乃鲁僖公时颂，而孟子两引之皆以周公为言，前曰“周公方且膺之”，后又曰“是周公所膺也”，朱子谓其断章取义，是固然矣。然断章而取其义，泛言之可也，而孟子乃明白两指周公而言，意者鲁乃周公之后，故颂僖公者因其尝率车千乘、徒三万从齐伐楚，故述其始封之祖兼夷狄之功以美之。其下文继以俾尔昌炽寿富之祝，所谓尔者对祖之言，托为周公之言也，及味其两是字及莫敢承之语，盖已然必有之辞，非祝颂期望之意，孟子去圣人时未远，其或他有所据欤？

    汉高祖四年，北貉、燕人来致枭骑助汉。颜师古曰：“貉在东北方，三韩之属。”臣按：此中国借兵外国之始。

    文帝时，贾谊上疏曰：“天下之势方倒县（平声），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上也，今匈奴侮慢侵掠，至不敬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匈奴征令主上共贡，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

    胡寅曰：“《易》曰‘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贾谊所谓天子天下首者，其有见于此乎，抑其言之偶似也？若夫首不出乎庶物则与物等夷，则无以相长，而争夺离析之祸起，尚何咸宁之可冀？又况首顾居下，足反居上，乱常逆理，势若倒悬，偷安目前而不虞后患者哉？”

    臣按：谊以汉事匈奴，为天下之势方倒悬莫之能解，为国无人。当文帝之世，开国功臣名将固有存者而谊谓无人，然谊所言如此，则谊必有解县之术。谊又谓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惟上之令，今不猎猛兽而猎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细娱而不图大患，非所以为安也，德可远施，威可远加，而直数百里外而威令不信（音伸），可为流涕。斯言也，其所以解天下之倒县者在此乎？虽然，谊少年而未经事，前所流涕者得《易》《春秋》之旨，其理万世而不易，后所流涕者谓行其计则可以系单于之颈，举其众以惟上之命，不知帝若用谊，其计之行者果何如也？末云德可远施，威可远加，直数百里外而威令不信，毋乃亦欲施德而加威乎？德与威所以施而加之者，其事必有本末，其行必有次第，惜乎谊言之不详也，使文帝览其言而有问焉，谊必将有所陈说，择而用之，安知其无少补乎？

    班固曰：“《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逐水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壅以沙漠，天地所以绝外内也。是故圣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故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靡（与縻同）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外国之常道也。”

    臣按：班固谓圣王之于外国不与约誓，则后世之之通和者非矣；不就攻伐，则后世穷兵出塞者非矣。然则如之何则可？固曰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斯二言者所谓治戎之上策也。若夫使曲在彼之一言，则又真得圣人正义明道之心，躬自厚而薄责人之道也。

    固又曰：“西域诸国与汉隔绝，道里又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德在我，无取于彼，故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圣人远览古今，因时之宜，羁縻不绝，辞而未许，虽大禹之叙西戎、周公之让白雉、太宗之却走马，亦何以尚兹。”

    臣按：自古帝王皆以能致外夷以为盛德，殊不知德在华夏文明之地，而与彼之荒落不毛之区无预焉，固所谓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德在我无取于彼，真知言哉。

    范晔曰：“先王疆理九土，判别畿荒，若二汉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则？先零侵境，赵充国迁之内地，当煎作寇，马文渊徙之三辅，贪其暂安之势，信其驯服之情，计日用之权宜，忘经世之远略，夫岂识微者之为乎？”

    晋武帝时，郭钦上疏曰：“北部强犷，历古为患。魏初人寡，西北诸部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彼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矣。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复上郡，实冯翊，于平阳以北诸县募取死罪徒三河，三魏见士四万家以充之，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内外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长策也。”武帝不纳。

    惠帝元康九年，太子洗马江统作《徙戎论》以警朝廷，曰：“汉建武中，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余种于关中，居冯翊、河东空地。数岁之后，族类蕃息，永初叛乱，夷夏俱敝，自此之后，余烬不尽，小有际会辄复侵叛，魏武帝徙武都氐于秦川以御蜀，盖权宜之计，今已受其敝矣。今宜及兵威方盛，因其死亡流散与关中之人户为仇仇之际，徙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诸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廪其道路之粮，令足自致，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使属国、抚夷就安集之。并州之胡本匈奴桀恶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贤王去卑诱质呼厨泉，听其部落散居六郡，今为五部，户至数万，骁勇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正始中，母丘俭讨句骊，徙其余种于荥阳，户落今以千计，数世之后必至殷炽。夫为邦者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民之富，岂须此等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遣还其本域，慰彼土思，惠此中国，于计为长也。”朝廷不能用。

    臣按：郭钦之疏、江统之论，晋人心腹之病也，而不能用之，其后刘、石迭起，率如所料，自长淮之北无复晋土，而为战争之场者几二百年。呜呼，后之人主为国家远虑者，其尚为子孙计，豫有以杜绝而消弭之哉。

    惠帝时，成都王颖表匈奴左贤王刘渊行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使将兵，以其子聪为积弩将军，其右贤王刘宣谓其族人曰：“自汉亡以来，我单于徒有虚号，自余王侯降门编户，今吾众虽衰，犹不减二万，奈何敛手受役，奄过百年。左贤王英武迈世，天苟不欲生匈奴，必不虚生此人也，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复呼韩邪之业，此其时矣。”乃相与推渊为大单于，使其党诣邺告之，渊白颖请归会葬，颖弗许，及王浚及东嬴公腾起，渊说颖曰：“今二镇跋扈，众十余万，恐非士卒及近郡士众所能御也，请还说五部以赴难。”颖悦，拜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渊至右国城，刘宣等上大单于之号，二旬之间有众五万，寻称汉王，又四年称皇帝。

    唐太宗时，突厥既亡，其降唐者尚十万口，诏群臣议区处之宜。朝士多言北狄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兖豫之间，分其种落，散居州县，教之耕织，永空塞北之地。中书侍郎颜师古请皆置之河北，分立酋长，领其部落，则永无患矣。礼部侍郎李百药以为，突厥虽云一国，然其种类区分各有酋帅，今宜因其离散，各即本部署为君长，不相臣属，国分则弱而易制，势敌则难相吞灭，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国，仍请于定襄置都督府为其节度，此安边之长策也。夏州都督窦静以为，置之中国有损无益，莫若因其破亡之余，假之王侯之号，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权弱势分，易为羁制，可使常为藩臣，永保边塞。温彦博请准汉建武故事，置匈奴于塞下，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以实空虚之地，使为中国捍蔽，策之善者也。魏徵以为，突厥世为寇盗，百姓之仇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尽杀，宜纵之使还故土。彦博曰：“王者之于万物，天覆地载靡有所遗，今突厥穷来归我，奈何弃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无类’，若救其死亡，授以生业，教之礼义，数年之后悉为吾民，选其酋长使入宿卫，畏威怀德，何后患之有？”太宗卒用彦博策，处突厥降众东自幽州、西至灵州，分突厥故所统之地置四川都督府以统其众，其余酋长至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

    臣按：唐太宗朝群臣承诏议处突厥降者部落，朝士多言欲处之河南兖豫之间，颜师古欲置之河北，温彦博欲准汉建武故事，李百药欲各即本部署为君长，与窦静之议略同，惟魏徵之议思患豫防之道，太宗散处其民于诸州，用其酋长以为宿卫，数年果有结社率之反，言事者多言突厥留河南不便，乃诏突厥在诸州者并令渡河反其旧部，太宗有“朕不用魏徵言，几致狼狈”之叹。由是以观，为人臣者不可不明《春秋》之义，而议事者当援古以证今，昭昭然明矣。

    武后时，四夷质子多在京师，如论钦陵、阿思德元珍、孙万荣皆因入侍见中国法度废弛，及还并为边害，薛登谏曰：“戎夏不杂，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有时朝谒，已事则归，三王之法也，汉魏以来，革袭衣冠，筑室京师，不令归国，较其利害，三王是而汉魏非，拒边长而质子短。伏见突厥、吐蕃、契丹因往入侍，并被奖遇官，戎狄步黉门，窥图史成败，熟山川险易，国家虽有冠带之名，而狼子孤恩，患必在后。昔申公奔晋，使子狐庸为吴行人，教吴战陈，使之叛楚；汉迁五部匈奴于汾晋，卒以刘、石作难。窃计秦并天下及刘项用兵，人士凋散，以冒顿之盛，乘中国之虚，而高祖困厄平城，匈奴卒不入中国者，以其生长碛卤，谓穹庐贤于城郭、毡罽美于章绂，既安所习，是以无窥中国心，不乐汉故也。刘渊五部散亡而能自振者，少居内地，明习汉法，鄙单于之陋，窃帝王之称，使其未尝内徙，不过劫边人缯彩曲糵，归阴山而已。臣谓愿充侍子可一切禁绝，则夷人保疆，边邑无争矣。”

    臣按：昔之忠臣，为国远虑者无所不至，薛登斯言是亦思患而豫防之者也。

    唐自贞观以来，任蕃将者如阿史那社｛人小｝、契何力皆以忠力奋然，犹不为上将，皆大臣总制之，故上有余权以制于下。

    臣按：自古创业之君经事多而虑患远，其所创制立法皆有深意，后世子孙所当遵守者也。唐玄宗不守太宗之法，专用蕃将，遂成变乱。呜呼，可不戒哉！

    天宝六载，李林甫为相，欲杜边帅入相之路，乃奏言：“文臣为将怯当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则勇决习战，寒族则孤立无党。”上悦其言，始用安禄山，至是诸道节度使尽用胡人，精兵咸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卒使禄山倾覆天下，皆出于林甫专宠固位之谋也。

    范祖禹曰：“明皇蔽于吞灭四夷，欲求一切之功，是以林甫得以行其计，人君苟不能以义制欲，迷而不复，何所不至哉？”

    臣按：李林甫欲为专宠固位之谋，杜边将入相之路，奏言文臣为将怯当矢石而欲用胡人，夫文臣固怯矢石矣，而岂无武臣乎？当世如王忠嗣等流辈固非文臣也，盍用之乎？使玄宗而虑及此，则林甫之奸计不行矣。当贞观时，魏徵为太宗处置突厥，乃为国家远虑于数百年之后，而林甫区区乃为一身之谋于年岁之间，君子、小人用心不同如此，而国家安危治乱之所由分也，为人君者可不谨于择相哉？

    天宝十四载，安禄山使副将何千年入奏，请以蕃将二十二人代汉将，韦见素谓杨国忠曰：“禄山久有异志，今又有此请，其反明矣。”明日入见，上迎谓曰：“卿等疑禄山邪？”见素因极言禄山反已有迹，所请不可许。上不悦，竟从禄山之请。他日，国忠、见素言于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禄山之谋，若除禄山平章事，召诣阙，以贾循、吕知诲、杨光翙分领范阳、平卢、河东节度则势自分矣。”上从之，已草制而不发，更遣中使辅璆琳以珍果赐禄山，潜察其变。璆琳受禄山厚赂，还盛言禄山无二心，上谓国忠等曰：“朕推心待之，必无异志，朕自保之，卿等无忧也。”

    臣按：自昔帝王用人不系世类，蕃将之中如汉之金日磾、唐之阿史那忠等不可谓无人，然而为治之道当循其常、从其多，不可以其一二而废其千百，以其偶然而遂不信其常然耳。何者？天地生人同此天而各异其地，地有不同则其生智习性自然殊别，及其混处之久则不知不觉而合为一矣，方当无事之秋，聚居而托处，联络而亲比，日染月化，遂认并州为故乡者多矣，彼其感恩思报之心、忠君亲上之念固未尝无，非惟无异梦，指天誓日真如金石之固，死生不渝矣，一旦而有风尘之警、疆场之变，我之势方强、气方壮、根本方固，彼固不敢有异志，不幸而我弱彼强、我负彼胜，则彼将持两端观成败以为去留，此等之事不能无也，其甚者若汉之中行说、宋之郭药师，岂非后世之永鉴哉？然唐之蕃将如执失思力出自突厥、契何力生于铁勒，他如史大奈、李谨行、泉男生、李多祚之伦皆能知义而鸷挺不迁，为《唐史》所称，其尤著勋名者则有如浑瑊、阿跌光颜者焉，岂可以非华而不用哉？仰惟我祖宗朝，凡诸归正而建功者往往锡之以封爵，膺之以显任，惟于五府诸卫之长、诸边总戎之任则有所限制，而不得以专，盖有合于唐人不用蕃将为上将之意。夫于任用之中而寓制驭之意，非独使上之人无所疑于后，而亦俾下之人得以保其全于终也，岂非万世之良法乎？圣子神孙所当遵而行之，万世而不可轻变者也。

    以上内外之限（下）

    ▲慎德怀远之道

    《舜典》：咨十有二牧（养民之官）曰：“食哉惟时，柔（宽而抚之）远能（扰而习之）迩，惇（厚也）德允（信也）元（仁厚之人），而难（拒绝也）任人（包藏凶恶之人），蛮夷率服。”

    朱熹曰：“凡此五者处之各得其宜，则不特中国顺治，虽蛮夷之国亦相率而服从矣。”

    孙觉曰：“夫以尧舜之时，圣贤相会，宜有长策成算以厌伏四夷，然其言专以难任人为本，盖任人处内则主听眩，主听眩则任使不明、忠邪杂进，虽有知勇安所施？任人放远则智者竭其智、勇者献其力，夫如是，则何蛮夷之足虑哉？”

    《大禹谟》：益曰：“无怠无荒，四夷来王。”

    朱熹曰：“九州之外，世一见曰王。帝于是以上文八者朝夕戒惧，无怠于心，无荒于事，则治道益隆，四夷之远莫不归往矣。”

    臣按：上文所谓“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任贤不贰，去邪勿疑，疑谋勿成，百志惟熙，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是即“无怠无荒”之实也。夫人君儆戒于宫闱之中、朝廷之上、京邑国都之内，何预于四夷哉？然而一念不谨，万事为之废弛，一言有失，四方为之传播，是故自古镇服外国之道不在于边鄙而在于朝廷，虽以舜大圣人而伯益犹以怠荒为戒，良以一人无怠荒之失则四夷有归往之诚，外无边患则内有善治而吾君享安富尊荣之乐矣。吁，伯益所事者舜也而犹切切儆戒如此，后世人主无帝舜万分一，乃欲生事四夷，而为其臣者不敢辄出一言谏正，或者又从而从臾之，其臣可谓不忠矣，而其君亦岂智者哉？

    三旬，苗民逆命。益赞（佐也）于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至也）。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至諴感神，矧兹有苗。”禹拜昌言（盛德之言）曰：“俞。”班（还也）师振（整也）旅，帝乃诞（大也）敷文德（文命德教），舞干（盾也）羽于两阶（宾主之阶），七旬有苗格（至也）。

    朱熹曰：“三旬，三十日也。以师临之阅月，苗民犹不听服也，是时益盖从禹出征，以苗负固恃强，未可威服，故赞佐于禹以为惟德可以动天，其感通之妙无远不致，盖欲禹还兵而增修其德也。满损谦益，即《易》所谓天道亏盈而益谦也。诚感物曰諴，益又推极至诚之道，以为神明亦且感格，而况于苗民乎？言班师七旬而有苗来格也。史臣以禹班师而归，弛其威武，专尚德教，干羽之舞雍容不迫，有苗之至适当其时，故作史者因即其实以形容有虞之德。”

    陈栎曰：“益之赞禹，谓天道之远而德可动，神明之幽而诚可感，苗亦人耳，岂有德之盛、诚之至而不可动者？当不烦兵而自服也。”

    臣按：益之赞禹，所谓“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者，若就战伐言之，小国若能制节谨度，不敢纵逸，则必得大国宾礼之益，不然，负其强固，侮慢自贤，则大国必有所不堪者而谋动干戈，所损大矣。大国若能包含遍覆，嘉善而矜不能，必得小国宾贡之益，不然，恃其众大，非礼侵陵，则小国必有所不堪者，而肆其蜂虿之毒，岂得无损哉？若是者即《易》所谓亏盈而益谦者，乃天之道也。上之人体天道以字小，下之人奉天道以事大，则上下各得其所而兵戈不兴矣。

    《旅獒》：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西旅（西方蛮夷国名）底贡厥獒（犬高四尺），大保（召公奭也）乃作《旅獒》，用训于王。曰：“呜呼，明王慎德，四夷咸宾服，无有远迩，毕献方物（方土所生之物）。”

    蔡沈曰：“九夷八蛮，多之称也。武王克商之后，威德广被九州之外，蛮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而至。曰通道云者，盖蛮夷来王则道路自通，非武王有意于开四夷，斥大境土。”

    臣按：德而谓之慎者，盖必兢兢业业不敢有须臾放肆者也。慎德而必归之明王者，盖人心虚灵不昧，乃能知所谨，彼昏迷蔽塞者乌知所慎哉？德昏而不谨，则虽宫禁之中左右使令之人或有以致其怨，京辇之下百官庶姓之众，或有以激其怒，况四海之外、九夷八蛮之远而能得其来宾哉？是故人君之德不可以不明，既明矣而尤不可以不慎也。故明明德于天下者，当何如而用功？《大学》曰：“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鲁颂》曰：翩彼飞鸮（恶声之鸟），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桑实），怀我好音。憬（觉悟也）彼淮夷，来献其琛（宝也），元（大也）龟（尺二寸）象齿，大赂（遗也）南金。

    曹居贞曰：“传曰‘桑黮甘甜，鸱鸮革响’，是知鸮食桑黮则其音变而美也。泮林有黮，鸮来食之，归我好音，则淮夷被泮宫之化，其有不革面而柔服者哉？”

    臣按：《泮水》之诗，说者以为鲁侯与群臣燕饮泮宫而作。所谓淮夷之服，盖无此事，诗人颂祷愿望耳，虽然，学校者修崇教化之地也，教化修则义理明，义理明则人心固，人心固则士气作，士气作则彼蠢然冥顽者亦将惕然感动，幡然归顺矣。

    交阯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三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岨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成王以归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则君子不飨，其质政不施焉则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获此赐也？”其使请曰：“吾受命吾国之黄耇曰‘久矣，天之无烈风雷雨，意者中国有圣人乎？有则盍往朝之’。”周公乃归之王。

    臣按：越裳重译来朝，可见周之德及乎人，而其所以朝者则曰“久矣，天之无烈风雷雨”，可见周之德格乎天矣。

    《国语》：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先王之训也，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谴责）不贡，告（以文辞告晓之）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又增修于德，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今自大毕、伯士（戎之二君）之终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示也）之兵，其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危也）顿（败也）乎！吾闻夫犬戎树惇（言其立性淳朴），能帅旧德而守终纯固（纯专固守而身不移），其有以御我矣。”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

    臣按：穆王征犬戎，无故兴万里之师，所费不知几何，而所得者仅四狼、四鹿而已。呜呼，损亿兆之财，弃千万人之命，所得不偿所失，而又使荒服之君由此而轻我中国，不复朝贡，则并其先世以来保世之具而失之，其所损又不但财而已。

    《论语》：子曰：“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朱熹曰：“均谓各得其分，安谓上下相安。内治修然后远人服，有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亦不当勤兵于远。”

    臣按：所谓文德者，德即《虞书》“惟德动天”之德，文即《禹贡》“揆文教”之文也。文德与武功对，所谓文德之修即内治之有条理者是也。

    汉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北匈奴求和亲，不许。臧宫、马武上疏曰：“虏今人畜度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当中国一郡，万里死命县（平声）在陛下，岂宜固守文德而隳其事乎？今命将临塞，厚县（平声）购赏，谕告高句骊、乌桓、鲜卑攻其左，发河西四郡、天水、陇西羌胡击其右，如此，匈奴之灭不过数年。”诏报曰：“《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逸政多忠臣，劳政多乱人，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氏之忧不在颛臾。’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备，传闻之事恒多失实，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人。”自是诸将莫敢言兵事者。

    戴溪曰：“光武启中兴之运，悼斯民之涂炭，亲拯救而抚摩之，初遣冯异入关，戒以征伐非必屠城，要在还定安集之耳。复遣岑彭击蜀，告以每一发兵发动皓白，常欲置隗嚣、公孙述于度外。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务休息群黎而巩固汉业，其肯遵高祖颠沛之畏涂、蹈武帝虚耗之覆辙而舍近谋远，争胜负于夷狄乎？故二将抗章比伐，诏引黄石公刚强柔弱之说而报之，帝王之道然也。”

    臣按：光武此诏所谓“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又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与夫人不自保而欲远事边外、传闻之事恒多失实，凡此皆药石之格言，无间古今皆所同然也。后世人主有欲勤兵于远者，尚其鉴诸。

    以上慎德怀远之道

    ▲译言宾待之礼

    《周礼》：怀方氏掌来远方之民，致方贡、致远物而送逆之，达之以节，治其委积、馆舍、饮食。

    郑玄曰：“怀，来也。远方之民，四夷之民也，谕德延誉以来之。”

    王昭禹曰：“致方贡则远方所贡之物，若‘西旅底贡厥獒’是也；致远物则致远方所献之物，所谓‘无有远迩，毕献方物’是也。远方之有贡，犹六服之贡，则世一见，各以其所贡之宝为挚是也；远方有所献之物，犹六服诸侯之献国珍是也。送逆之，送往而逆来以为之礼也。达之以节，达民以旌节，达贡物以玺节也。治其委积，所以备其用也；治其馆舍，所以安其居也；治其饮食，所以顺其嗜好也。”

    臣按：成周设官以待外夷之来朝贡者，达之以节则其往来关津道路之间无有留难淹滞之阻，即今给驿卷也；治其委积、馆舍、饮食则其日用居止、饩廪、刍秣而无饥寒困乏之忧，即今之馆驿廪给及有司馈送是也。凡若此者，皆所以怀远人也，名官而谓之怀方氏，岂无意也？

    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谓蕃国之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其辞、言传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礼节、币帛、辞令而宾相之。

    郑玄曰：“通外国之言者曰象胥，凡其出入送逆之礼节、币帛、辞令而摈相之，从来至去皆为相而诏侑其礼仪也。”

    朱申曰：“八蛮、四夷、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国遣使来朝贡，不晓中国言语，故象胥传王言而开谕解说之，如此，则远人之心和而不乖、亲而不疏也。若蕃国之君，世一见之，其礼不同于中国，象胥则教之使协于礼，其言不通于中国则传其言辞，出则送之，入则逆之，礼节以相接，币帛以致享，辞令以相与。接宾曰摈，赞礼曰相。”

    臣按：外国之人其拜揖、进退、拜伏之礼不同于中国，象胥掌教之以中国之仪，用协于礼也，夫上有所言则象胥为之传导而开谕晓说之，然后从而译其言以达之于上焉。今制鸿胪寺设通事官，即周之象胥也。

    大行人，九州之外谓之蕃国，世一见，各以其所贵宝为挚。

    郑玄曰：“九州之外，蕃服也。无朝贡之岁，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来耳，各以其所贵宝为挚，则蕃国之君无执玉瑞矣，所贵者若犬戎献白狼、白鹿是也。”

    《礼记》：中国、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

    郑玄曰：“五方之民性不可推移，地气使之然也。”

    方悫曰：“以言语之不通也则必达其志，以嗜欲之不同也则必通其欲，必欲达其志、通其欲，非寄、象、鞮、译则不可，故先王设官以掌之。寄言能寓风俗之异于此，象言能仿象风俗之异于彼，鞮则欲别其服饰之异，译则欲辨其言语之异，《周官》通谓之象胥，而世俗通谓之译也。”

    臣按：译言之官自古有之，然惟译其言语而已也，彼时外夷犹未有字书，自佛教入中国始有天竺字，其后回回、女直、蒙古、缅甸其国人之黠慧者各因其国俗而自为一种字书，其来朝贡及其陈说、辨诉、求索各用其国书，必加翻译然后知其意向之所在。唐宋以来虽有润文、译经使之衔，然惟以译佛书而已，我文皇帝始设为八馆，曰西天、曰鞑鞑、曰回回、曰女直、曰高昌、曰西蕃、曰缅甸、曰百夷，初以举人为之，其就礼部试则以蕃书译其所作，经义稍通者得联名于进士榜，授以文学之职，而译书如故，其后又择俊民俾专其业，艺成会六部大臣试之，通者冠带，又三年授以官，盖重其选也。盖此一事似缓而实急，似轻而实重，一旦外夷有事上书来言其情，使人人皆不知其所谓，或知之而未尽，则我所以应之者岂不至相矛盾哉？非惟失远情，而或至启边衅者亦有之矣，我文皇帝专设官以司之，其虑远哉。

    《明堂位》：九夷之国，东门之外，西面，北上；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北面，东上；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东面，南上；五狄之国，北门之外，南面，东上；九采之国，应门之外，北面，东上。四塞世告至。

    孔颖达曰：“按职方云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尔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数不同者，文异尔。九州之外，夷狄为四方蕃塞，每世一至，或新王即位及其君嗣立皆来朝也。”

    陆佃曰：“九采之国，所谓要服、荒服欤。四塞，即九夷、八蛮、六戎、五狄也。”

    陈澔曰：“夷蛮戎狄各从其方之门而以右为尊，独南面东上者不然，方氏以为南面疑于君，故与北面者同其上也。四塞，九州之外夷狄也。”臣按：此古者蕃国君长来朝入门立班之制。

    《中庸》：孔子曰：“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其八曰柔远人也。又曰：柔远人则四方归之，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

    朱熹曰：“往则为之授节以送之，来则丰其委积以迎之。”又曰：“远人来至去时有节以授之，过所在为照，如汉之出入关者用繻，唐谓之给过所者是也。”

    臣按：《周礼》秋官环人所掌送逆邦国之通宾客，以路节达诸四方，送逆及疆是则为之授节以送之也；地官遗人所掌邦之委积以待宾客、野鄙之委积以待羁旅，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是则丰其委积以迎之也。旧注以柔远人为蕃国，朱注始以为无忘宾旅，盖以九经之次列于怀诸侯之上，以远先近非其序也。窃意成周盛时，环人、遗人之所掌在于道路之间，非特为中国设也，则虽夷狄之经行者亦为之送迎焉，况九经之名，其八者各有所指，而此通谓之人，意者凡远去其家乡而出于道途、以朝京阙者皆给之欤？

    《汉志》：典客，秦官，掌归义蛮夷，景帝更名大行令，武帝更名大鸿胪，属官有行人、译官。

    臣按：此秦汉以来设官主掌蛮夷之始。所谓大行令，即《周礼》行人之职，译官即《王制》所谓寄、译之类也。考史，昭帝用苏武为典属国，亦掌夷狄之官，而《百官表》不载，臣以为汉大鸿胪即今鸿胪寺卿，译官即今通事之职，典属国其今御前通事之武臣欤？

    宣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朝。三年正月，诏有司议其仪。丞相、御史曰：“单于朝贺，宜如诸侯王，位次在下。”萧望之以为：“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外夷稽首称藩，中国让而不臣，此则羁縻之谊，谦亨之福也。《书》曰‘戎狄荒服’，言其来服荒忽无常，如使匈奴后嗣卒有鸟窜鼠伏，阙于朝享，不为畔臣，万世之长策也。”天子采之，诏曰：“匈奴单于称北藩，朝正朔其以客礼待之，令单于位在诸侯王上，谒赞称臣而不名。”

    荀悦曰：“《春秋》之义，王者无外，欲一于天下也。戎狄道里辽远，人迹介绝，故正朔不及，礼教不加，非尊之也。《诗》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贡，若不供职则有辞让号令加焉，非敌国之谓也。望之之议僭度失序，以乱天常，非礼也。”

    臣按：胡安国谓荀氏为此说，其知内外之旨，明于驭戎之道。

    《唐志》：主客郎中，掌诸蕃朝见之事。殊俗入贡者始至之州，给牒覆其人数，谓之边牒，蕃州都督、刺史视品给以衣冠裤褶，初至及辞设会参曰设食。

    臣按：外夷而来朝给以衣冠、宴食，自古皆然，然《唐志》但谓之会而不以宴名，盖不备燕享之礼也，然惟主之以礼部之属，而未尝专命大臣，后世乃或有用武将待之者，臣窃以为非宜。盖礼仪非武臣所宜预，将乃吾国之爪牙，止可使敌闻其名，不可使敌识其面，设或有貌不扬如裴度者，中虽有智，彼恶知之哉？或因此而藐我将相，关系亦不小也。吁，武将且不可，况内侍乎？昔童贯初使辽也，辽人以为宋无人，因此以占宋人失政而启其轻蔑之心，此前代之明鉴也。

    鸿胪寺领典客、司仪二署，凡四夷君长以蕃望高下为簿朝见，辨其等位，诸蕃封命则执册而往，凡献物皆各执以见，驼马则陈于朝堂，不足进者州县留之。其属有典客署令，掌四夷归化朝贡，酋渠首领朝见者给廪食，病则遣医给汤药，丧则给以所须，还蕃赐物则佐其受领，教拜谢之节。

    臣按：唐人之待蕃夷之朝贡者，既有宴赐资给，其不幸而病及丧者亦有给赐焉。

    宋设鸿胪寺，掌四夷朝贡宴劳、给赐、送迎之事，凡四夷君长使价朝见，辨其等位以宾礼待之，授以馆舍而颁其见辞、赐予宴设之式，戒有司先期办具，有贡物则具其数报四方馆引见以进，诸蕃封册即行其礼命。

    臣按：唐、宋俱有诸蕃封册之礼。

    四夷君长来朝，先遣使迎劳于候馆。次日，奉见于乾元殿，设黄麾仗及宫悬大乐典仪，设君长位于悬南道西，北阿，又设其诸官位于后。所司引其国君，服其国服，至明德门外，通事舍人引就位，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即御位，典仪赞拜，国君拜稽首，侍中承制降劳，皆再拜稽首，复位次。引其国诸官以次入就位，拜如仪。其赐宴与受诸国使表及币，皆有仪，具载《开宝通礼》。元丰八年，夏使来，诏夏国使见辞仪制依嘉祐八年，见于皇仪殿门外，辞诣垂拱殿。

    凡蕃使见辞同日者，先夏国，次高丽，次交阯，次海外蕃客，次蛮夷。

    臣按：采人外夷朝见皆于别殿，不在常朝之所，其同日辞见者亦有次第，盖朝廷之于外夷不能无厚薄，同时待之而各异其礼，固非一视同仁之道，亦恐因此而启其忿忿不平之心也。

    唐太宗贞观四年，高昌王曲文泰入朝，西域诸国皆因文泰请朝，上令文泰使人迎之，魏徵谏曰：“昔光武不听西域送侍子、置都护，以为不以蛮夷劳中国。前者文泰之来，缘道供亿甚苦，若诸国皆来，将不胜其弊，姑听其商贾往来与边民交市则可矣，傥以宾客遇之，非中国之利也。”时所使人已行，上遽止之。

    臣按：人君行事当务实不可徇虚名，蛮夷慕义而朝，固是美事，然其中亦有贪中国货物而假以朝贡为名者，不可不知也。所以待之者要在得其轻重之宜，既不为所欺绐，而又不失其礼可也。

    宋哲宗元祐中，学士院言：“诸蕃初入贡者，请令安抚、钤辖、转运等司体问其国所在远近大小，与见今入贡何国为比保明闻奏，庶待遇之礼不致失当。”

    臣按：诸蕃初入贡者，前此未有体例，因其所言而制为礼节，欺无失矣。

    汉武帝元狩二年，匈奴浑邪休屠王帅众来降，汉发车二万乘迎之，县官无钱，从民贳马，民或匿马，马不具，上怒，欲斩长安令，右内史汲黯曰：“长安令无罪，独斩臣黯，民乃肯出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汉，汉徐以县次传之，何至令天下骚动，罢敝中国之人乎？”上默然。及浑邪王至，贾人与市者坐当死五百余人，黯请间曰：“夫匈奴攻当路塞，绝和亲，中国兴兵诛之，死伤者不可胜计而费以巨万百数。臣愚以陛下得胡人皆以为奴婢，以赐从军死事者家，今反虚府库赏赐，发良民侍养，譬若奉骄子，愚民安知市买长安中物，而文吏绳以为阑出财物于边关乎！陛下纵不得匈奴之资以谢天下，又以微文杀无知者五百余人，是所谓庇其叶而伤其枝者，臣窃为陛下不取也。”

    臣按：此以外夷来降罢敝中国，虽与朝贡者不同，然后世外夷入贡经过郡县，为生民扰害，亦往往有类此者。汲黯论匈奴来降，谓庇其叶而伤其枝，臣窃以为外夷朝贡而不为之节制，则是慕虚名而受实害也，况后世人心不古，非独中国为然，而外夷尤甚，彼其所以梯山航海而来者，慕华向义之心固不能无，然亦多有贪中国之货物而欲以转货他国以取厚利者，此亦不可不知也。今宜为之制，随其地远近立定年限，亦如宋朝立回赐于阗国信分物法，所遣使虽多，止一加赐，又命于阗国使以表章至则间岁听一入贡，余令于熙、秦州贸易，及元丰着令西南五姓蕃每年许一贡，期限不及者不许，如此，，则朝廷既得怀柔外夷之道，而我之百姓亦不至罢敝于道路矣。

    宋哲宗元祐中，礼部尚书苏轼言：“高丽人每次入贡朝廷及淮、浙两路，赐予馈送燕劳之费约十余万贯，而修饰亭馆、骚动行市、调发人船之费不在焉，除官吏得少馈遗外了无丝毫之利，所得贡献皆是玩好无用之物，而所费皆是帑廪之实、民之膏血也。今来直牒国子监收买诸般文字，内有《册府元龟》、历代史及敕式，国子监知其不便，申禀都省，下礼部看详。谨按《汉书》，东平王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当时大臣以为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与。诏从之。臣窃以为，东平王骨肉至亲，特以备位藩臣，犹不得赐，而况海外之裔夷乎？臣闻河北榷场禁出文书，其法甚严，徒以契丹故也，今高丽与契丹何异？”

    臣按：今四夷之好书籍者，惟安南与朝鲜，朝鲜恭顺朝廷，岁时觐聘，礼节无失，所经过郡县无多而货买止于京师，安南入贡虽疏，然经行道路几至万里，沿途随处得以市买，且宋朝书籍版本俱在国子监，今书籍处处有之。请自今外夷有来朝贡者，非有旨不得与交易，而于书籍一事尤宜严禁，彼欲得之许具数以闻，下翰林院看详可否，然后与之。

    以上译言宾待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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